二、“奉阴者寿”里包含的警报：伤阴者短寿
中医养生的目的，就是要追求健康长寿，对此，保持“阴阳平衡”是个大法，在这个基础上，一个更加有方向性的养生长寿指南，明确地写在了《黄帝内经》里，这就是：“奉阴者寿。”
这句话首见于《黄帝内经》的“五常政大论”，原文是这样写的：“帝曰：其于寿天，何如？岐伯曰：阴精所奉其人寿。”它的意思是，能保证人体之阴的人，可以长寿，反过来，任何伤阴的行为都可能会使人短寿。
《黄帝内经》这本书是中医的经典，如果打个比喻的话，它相当于中医里的“宪法”，给出的多是纲领性的宏观指导，后世医家就是在这个“宪法”的指导下，将中医的治病养生，落实成了微观的、操作性很强的“地方法规”。具体到这个“奉阴者寿”概念的落实，要回到中国的元代。1281年，在浙江的义乌，诞生了一个中国医学史上因为提出“补阴”而成为中医“滋阴派”的代表人物，他叫朱丹溪，我们现在很多人吃过的“大补阴丸”“越鞠保和丸”，其药方就出自他之手。
朱丹溪一生，医学建树颇丰，这些建树围绕和强调的一个中心理论，就是“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翻译成现在的通俗话就是：人常常表现出“阴虚”的症状。很显然，这句话就是在“奉阴者寿”的大法启示之下，对当时民众的一次“阴虚”的“预警”。
因为意识到了人群中“阴虚”的普遍性，朱丹溪创立了“滋阴派”，与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并称为中国医学史上的“金元四大家”，他们的理论，至今应用在中医临床中。
朱丹溪在他的学术著作中，详细论述了“阴虚”。有意思的是，和“阴虚”相关的内容多是在“火篇”中。可见，朱丹溪早就意识到，“阴虚”与“火”有密切关系，通俗讲，是“火”烧出的“阴虚”。那么丹溪又是如何看待我们常说的“上火”呢？
朱丹溪在他的《格致余论》里说：“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很显然，在丹溪看来，“火”对人生是极其重要的，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生命力，那么，“火”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会转变为健康的祸害，会让我们“上火”呢？
丹溪说：“火起于妄，变化莫测，无时不有，煎熬真阴，阴虚则病，阴绝则死。”意思是，火“妄”的时候就要肇事了。那么什么是妄？
《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妄，乱也。”“火”不在常态则为乱，则为妄，我们平时说得最多的“上火”，就是“火”不在常态了，生命力过亢了，太“嗨”了，这种“火”是要消耗人体之阴的。也就是说，正常的人体之火是生命力，是身体之必需；而不正常的“火”，就要对身体造成损耗，其结果就是直接伤阴。
什么情况下会出现不正常的“火”？朱丹溪也具体罗列了出来：“若谋虑神劳，动作行苦，嗜欲无节，思想不遂，饮食失宜，药饵违法，皆能致伤。”很明显，这些都是生活中的细节，它们的异常足以生出“妄火”，足以伤阴，而这些生活的细节，至今沿袭在现代人的生活中，甚至加了一个“更”字。之所以有这个“更”字，我们再看看朱丹溪滋阴学派产生的背景，就更明白了。
朱丹溪发现，他的病人之所以“上火”，是因为金元时期，战乱频繁，灾害不断，疾病频发，很多人为了养生，按照当时流行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的药方抓药吃药。《局方》是皇家牵头编纂的，是各路医方的集合，但其中很多药物都是温燥的，比如麻黄、桂枝、乌头、附子等等。但当时的人们觉得，《局方》是皇帝定的，是权威读本，就可信，于是照方抓药。温燥药物的过量使用，导致了“阴虚”，这种“药源性”体质乃至“药源性”的疾病状态，是当时“阴虚”产生的大背景。
而朱丹溪本人，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后者强调对人的欲望的严格控制，虽然这种理学本身是对人性的束缚甚至抹杀，却促使朱丹溪从人的心理、欲望上去考虑疾病。他发现，包括伤阴在内，人的很多疾病都是起因于心理的，他也因此成了中国第一个将心理学融入医学的医家，有了这个角度定位，朱丹溪遣方用药都会考虑到人们上的“火”和心理的欲求过高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则是朱丹溪“补阴”理论生成的“内环境”。
无论是大背景，还是内环境，都和我们现在的状况很像：饮食的高热量，保温设施的发达，消耗性很大的各种休闲方式，名目繁多的保健品层出不穷……凡此种种，多管齐下而又殊途同归地产生了温燥伤阴的可能，而现代人谋生过程中的精神压力大，生活水平提高带来的运动不足，又促成了“妄火”的“内环境”。于是，在与朱丹溪相隔近千年的当今，中国人再次面临“阴虚”的问题，自然也就到了我们要重视“补阴”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