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湘中的某个小山村，所有人都在同情这三姐弟，为他们担忧：没有了父亲，母亲躺在病床上，他们要怎么活下去？这时的大姐13岁，二姐11岁，小弟9岁。
9月的早晨已明显带着寒气，三姐弟依次坐在低矮破旧的土屋门槛上，都在沉默。只借到了一个人的学费，很显然，有两个人需要辍学。一群蚂蚁抬着一粒花生米从门槛的边缘一点点移过去，大姐注视它们安全抵达洞穴后，突然站起来说：“我们要像蚂蚁那样团结才能把日子过下去。三姐弟中我年龄最大，理应辍学，既能挣钱又能省钱；二妹成绩最好，必须继续上学；小弟年龄最小，先休学，以后还能上。”没有人提出异议，因为大姐说完后又很领导地加了一句：“我是你们的姐姐，我是头儿，这是命令，必须服从。”从小喜欢看小人书的大姐把领导的口气模仿得很像那么回事。相当沉重的选择，就这样以一个13岁女孩命令的形式斩钉截铁地得到了解决。
第2天，大姐去了村上的鞭炮厂做鞭炮挣钱，小弟留在家照顾母亲、做家务，中午时还要走4里山路把饭菜送到鞭炮厂给大姐吃，二姐则背起书包去了学校，眼睛里闪着泪花，她很想争取留在家里，让弟弟去上学，可“领导”说了，她的决策是最科学的，出于爱的奉献也要讲究策略。
第一道难关居然就这样冲了过去，大姐在鞭炮厂挣的钱填饱了一家人的肚子，付清了母亲的医药费，还有点点余剩；小弟吃着粗茶淡饭也长高了不少，家务活逐渐做得井井有条，烧的饭莱也渐渐“可口”；二姐学习刻苦，考出了年级第一的好成绩，奖了好多学习用品，大姐说她既挣了面子又节省了开支，真是好样的。
来年9月，三姐弟又依次坐到了门槛上，大姐作出新的指示：“现在有了2份学费，小弟也可以去上学了，二妹这学期上初中了，学校离家近，你现在必须接过小弟手里的家务，小弟学习落下一年，要多花精力补上去。”二姐和小弟几乎异口同声：“那大姐是不是明年就可以上学了？”大姐“扑哧”一下就笑了：“就你们那点知识，比我差远了，等你们赶上我了我再上也不迟。何况我现在既有工作又是你们的领导，滋润得很呢。”其实谁都明白，如果大姐去上学，谁来挣学费？
六年后，二姐以优异的成绩收到了北京某重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小弟则考上了省里的重点高中，大姐依旧没再上学。姐弟连的“门槛会议”停开了6年，可是现在又不得不重新召开，因为他们的生活又碰到了难以逾越的槛。母亲的病情突然加重，医药费急剧增加，二姐上大学的费用也相当“天文”数字。
在本次会议上小弟被再次宣布辍学，让路给二姐，因为二姐考上大学不容易，离希望近了一大步。大姐说：“我们要合力顶住离太阳最近的那个，等待她把灿烂的阳光带回家。”
两年后，二姐把初缕阳光带回了家，她的奖学金与打工收入不但可以维持自己上学费用，还能资助弟弟上高中了。于是小弟再次恢复学业。苦难姐弟连又顺利闯过了一关。
又是两年，二姐毕业上班了，大姐抱着她喜极而泣。门槛会议第四次召开，这次主持会议的是二姐，她说：“一直是大姐做出决策，这次我也想‘领导’一次。我现在可以负担母亲的医药费和弟弟上学的费用，大姐你的手已被编织线拉出了无数的窟窿，这双手再也不能这样没完没了地织了，你现在需要并且可以投入自己的学业和事业了。是的，大姐，你终于可以了！”
于是，大姐在马路边开了一家小小的百货店，她笑着说：“在文化知识方面我现在比你们差远了，做姐姐的不能落后，从今天开始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就这样，24岁的大姐边做生意边开始了自学。
接下来，小弟考上了中央美院，大姐的生意越做越好，到镇上开起了批发部；二姐朴素地生活，努力地工作，一心一意为这个家奉献着。但是在第五次姐弟连“门槛会议”上，大姐再次取消了二姐的奉献资格，她说她现在挣得钱多了，而二妹不能这样一辈子做个小职员，姐弟连的重点任务又变了，变成了送二姐去国外深造……
姐弟连的决策会议随着重点任务的改变总在关键时刻召开，只是由门槛会议改为了沙发会议。上上次的会议精神是为了小弟的广告公司两位姐姐解囊相助，上次的决策重点是二姐的律师事务所，这次是为了大姐要进军汽车销售行业……每一次都是团结的分工，每一次都有心甘情愿地奉献，每一次都是亲情力量的凝聚，就这样一起攻克一道道难关，酝酿一个个梦想，收获一次次成功……原本是被苦难侵袭的弱小三姐弟，如今大姐是汽车销售行业的佼佼者，二姐拥有声誉与业绩都不菲的律师事务所，小弟的广告公司年营业额已上千万。
上述故事是我在一次采访中听嘉宾无意道来的亲身经历，吸引我的除了血浓于水的亲情、无私奉献的感动、凝聚力带来的奇迹，还有更为重要的是，那种在现实面前讲究策略的爱，将我对爱与奉献的理解带入了一种全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