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春天，日本电视台(NTV)的华人记者贾珊和蒋峥回到国内，为她们的纪录片进行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拍摄。该片记录了一个罹患白血病的中国农村女孩，如何从阴暗幽谷重回人间的故事。事实上，片子还有400多位主人公，他们来自日本，与这个中国女孩不曾谋面。
中国孩子打动日本观众
2008年，日本电视台(NTV)在中国拍摄专题片，向日本观众介绍奥运将临的中国。主持人铃江奈奈偶然走进北京天坛后面一片待拆迁的棚户区，一个中年女人没有发觉她并非中国人，怯怯地走上前来，拦住了手拿话筒的铃江：“你们是电视台的吗？能不能到我家看看我得病的外甥女？”
走进废墟般的棚户区深处，铃江见到了一个戴着口罩、病怏怏的女孩。她叫付娜，来自河南信阳。
几个月前，即将初中毕业的付娜昏倒在路上。检查后，县里的医生让她到北京治病。付娜9岁那年，父亲意外死亡，家里只有母亲和弟弟。母亲将年幼的弟弟托付给别人，带着付娜来到北京，经协和医院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在中华红十字协会和台湾红十字协会的帮助下，台湾找到了付娜的骨髓配型者。白血病患者，一般可以通过骨髓移植痊愈，但是这项费用高达70万元人民币，对付娜一家而言，这是不可想象的天文数字。母亲不肯放弃，先靠一月一次的放射治疗控制病情。
一次放疗需要人民币1万元，两个月后，家里卖房卖地的钱用罄，付娜被迫停止治疗，栖身棚户区绝望等待。付娜几次含着泪劝妈妈：“不治了，我们回河南老家吧！妈妈，我不怕死！”
面对铃江的镜头，小姑娘咬着嘴唇很决绝：“希望自己死，这样妈妈就不用这么累了。”
日本电视台采访组含着眼泪凑了约3万元人民币交给付娜，还给他们送去了猪肉和西瓜。
付娜的不幸和善良深深打动了日本观众。节目在NTV播出的第二天，制作节目的记者蒋峥接到了一个来自大阪的电话。打电话的是一个中年女人，她的女儿也得了白血病，在骨髓移植之后因为排异反应而去世。看到付娜的故事，她哭了，决定给付娜捐钱。而这笔钱，正是女儿遗留下来的治疗费用。
千里外的募捐
按照日本法律，电视台不可以召集募捐活动。“之前我没做过太多公益活动。但这一次，我知道自己必须得做点儿什么了。”蒋峥成立了付娜治疗救援会，开设了捐款账号，开始为付娜募捐。
家住鹿儿岛的近森正博年轻时曾有个梦想，成为骨髓捐献志愿者。因为各种原因，这个梦想从未实现。年近六旬的近森正博在电视上看到了付娜的故事。谨慎的近森正博通过大阪中国领事馆找到了蒋峥。核实情况之后，近森正博在鹿儿岛成立了救援会。他制作了募捐箱．手写了大幅宣传公告牌，向政府部门申请，取得了街头募捐的资格。
鹿儿岛不少民众加入了近森的队伍。除了街头募捐．近森的团队制作了大量零钱募捐盒，挨个拜访便利店，请求他们将募捐盒放在收银台旁，募集点点滴滴的零钱。
另一个活跃的分队在高知县，领导人是讷讷于言的中年人藤元胜彦。藤元胜彦组织了志愿者，在车站等人群聚集地募捐。身着自制援救义卖T恤的志愿者有小学生，也有年过古稀的老人。捐款的很多是日本的普通人。
捐款不断汇入账户，蒋峥凑齐一定数目，就赶紧寄往中国。在中国接力的是同为NTV记者的贾珊，她负责为付娜联系医院，照顾付娜母女的生活起居。贾珊动用了自己能想到的一切社会关系，将付娜转入国内骨髓移植技术最权威的解放军307医院。听闻日本民众的义举，307医院表示，尽可能地压缩治疗费用。
到2009年1月，日本各地为付娜募集到了近540万日元善款，距离手术需要的费用尚缺370万日元。付娜的主治医生陈虎告诉贾珊，付娜已做了九次化疗，体内的癌细胞对药物开始产生抗体，一旦抗体强度增强，化疗将不再起作用，移植手术无法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