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兰州的家里曾看到过一张父亲大学时期的照片，他在里面相貌英俊，目光如炬。我母亲说，这就是锐气，也正是你们身上最欠缺的。
这篇稿件刊发前的一个星期，我的爷爷刚刚在贵阳去世，王家的最后一个老人就这样走了。葬礼上我并没见到父亲的身影，他去梵净山看一个高尔夫球场的项目。邀请他的老板知道此事后，惊讶于他的“伟大”，认为这太不可思议了。我跪在灵堂坚硬的地板上，心里一直在咒骂。
【关于死亡】
火化结束后的晚上，父亲请亲戚朋友们吃了一顿饭以示答谢，摆了足足四桌，喝了不少茅台酒。最后在酒店的房间里，我问他为什么缺席，他说他相信的是厚养薄葬，在老人有生之年尽孝，死后一切从简，并引用了陶渊明的一首诗：“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他认为人死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样才能彻底与山川湖海相容，并且他也知道自己当天不能出现在现场，因为那会导致很多老板来送大礼，这一下就坏了规矩。
父亲是一个很直率的人，他鄙视葬礼上假惺惺的哭啼，更欣赏放浪形骸的古人对待死亡的态度，他们放声歌唱，纵情大笑，以庆祝这一节日的到来。我在葬礼上恰恰有几次差点大笑出来，一次是装神弄鬼的法师带着我们一帮孝子贤孙绕着爷爷的灵柩奔跑，一次是面对台下七十多号人，听大伯念悼词的时候，死亡带给我最多的竟然是一种滑稽感。我们对任何东西都失去了敬畏，祖宗早已不是神灵，而流于形式了。
【狼性】
父亲是小县城里出来的人，全家总共六个子女。在那个年代，孩子的命似乎都不太金贵，也许是太多了，根本无暇顾及，每年夏天在河里淹死几个也是常有的事。父亲一次走远路去亲戚家参加婚礼，那时才十来岁，大人们作弄他，灌了他不少米酒，回家的路上他就躺倒在麦堆里，整整睡了三天。一个好心的农妇用水把他浇醒，给他喂了些饭，缓过劲后接着上路。进了家门，迎接他的只是一句“回来啦？”
父亲于是也这样教育我们，从小就把我们踢到水库里学游泳，小学的时候给了我们几十块钱，让我们独自在昆明城里玩，10点前不让回来。六年级被送去跟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教头学跆拳道，并且是全封闭，一待就是一个月，每天光着脚在石子路上被汽车赶着跑。学完跆拳道，父亲曾让我和弟弟对打，最后我一个飞腿把弟弟的嘴唇踢爆了。16岁去美国时，当其他家长都在机场哭成一片的时候，他只来了句：“走吧！”接着扭头就走。当母亲多次担心我们就此消失的时候，他的回答总是：“优胜劣汰，既然这样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可惜这些都没培养出我们的狼性，我们小时候从来就不像父亲，我们欠缺西方人提倡的领袖才能，也不是孩子王。在碧桂园小学，因为是“北佬”，我的床铺经常被暴发户二代用水淋湿，冬天洗澡的时候门常常被踹开，然后哗地一盆凉水劈头盖脸淋过来。初中时，弟弟每个星期都被同一个人按在地上，当众羞辱。这些事我们从不跟父亲说，因为他是个陌生人，因为我们是知识分子家庭。当时我也不能还手，因为人家有几个高年级哥哥，我只能学古惑仔，认了一个喜欢戴蛤蟆镜的同学做大佬。
【巨大的沉默】
我很少跟父亲在家里吃饭，他总是抱怨饭菜跟猪食一样。从小父亲就带着我和弟弟走南闯北，就连留学在外的几年也不例外，暑假回国永远都是一次次精彩纷呈的旅行。那段时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大江南北，每次都被强迫写下游记和感想，为的是“不像驴子一样转一圈”。我们吃的是“大锅饭”，每顿饭台面上几乎都能见到不同的叔叔和阿姨。如今，每当我们在同一个城市，他都会打电话叫我去吃饭，每次去也还都是一桌桌陌生的而孔，虽然那些面孔往往就是中国一副副活生生的权力金钱脸谱。
多年以来，这些饭局的内容千变万化，但主角却只有一个。我有时会为父亲的滔滔不绝感到窒息，这彻底挤压了其余人发表言论的空间，也让我成了众多沉默者中的一员，丧失了与父亲交流的机会。
父亲曾当着众人在饭桌上毫不留情地数落我，以致我因为羞辱差点哭了出来。这样的场景重演几次后，父亲又开始大大地夸奖我，他把我出的一本关于留学经历的书说得天花乱坠（这是他的强项，不管你怎么定义，是“忽悠”也好，是思想也好，他一直保持着这样一种兼具理性和激情描绘事物和远景的能力），一激动甚至说我的镜头感很强，以后应该搞电影，他先给我砸两个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