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倒下时，我们这座城市正是个春暖花开的季节，这时我刚好16岁。母亲先是患了感冒，然后去看医生，大夫照旧摸脉、看舌苔，于是找见了病，母亲舌上生出个枣大的包。
大夫的脸色有些严肃，对母亲说：凡舌上之物，切不可轻视。几天之后，交在母亲手里的化验单，赫然写个“癌”字，人顿时就坐在了地上，一天天消瘦，如将要熬干的灯油。终有一天，大夫告诉我们说，这人不行了，准备后事吧。大夫声音很平静，在我听来，却如惊雷轰鸣。
我曾受到的教育，虽然使我坚定地相信科学，但是依然顽固地相信母亲不会死去。我把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山里姥姥家。因为小时候，我就听过那支古老、神秘、忧伤的歌谣。母亲也曾告诉我，世界上有一些动物，在它最无助的时刻，总会回到自己的出生地。
母亲问我：你是去找喇嘛沟那个山里医生吗？
我说，是的，就是那个乡村医生。
山里人围着母亲的病床“叭叭哒哒”转啊转，如同行走在山间一只夜游的狸猫，双目炯炯。山里人并不开口，只把一只手伸进怀里，缓缓扯出一棵青绿的野草。野草轻柔，起伏有致，颤颤地从母亲苍白的脸上掠过，穿过她那干涸的前胸直至毫无血色的脚面，仿佛梳理着她的一生，又像在扫去她那身晦气的尘土，屋顶下随即弥漫起山野陌生的涩香。一切似乎都有了希望。
所有的仪式逐渐停下，房间里格外静默。就连窗外鸟的叫声也停止了。山里人递过的姜黄纸，歪歪扭扭写了一些字迹，并不好看，却是令人心动：
每日以蜜蜂蜇颈，心诚则灵。
从这一刻起，我知道我将沿着这看似无望的指引，开始每天对母亲的拯救了。我相信了这样一个非凡的指引，因为曾经所有的办法都已显得无能为力。
我每天去僧冠山下捉蜜蜂，每捉一只，心自然加倍虔诚地为母亲祈祷。我知道，照山里人的说法，母亲的病若少了这“诚”字，便丢了一半的灵性。是因为母亲，我才开始对蜜蜂和这山野如此痴迷倾心。
我把这金色生灵举到母亲面前时，母亲的脸上并没有我所期待的兴奋与快乐。母亲抑郁的表情紧蹙眉头，期待的脖颈高高扬起，我把一只蜂掐在手中，看见母亲苍白的脸正望着窗外。
母亲说：蜇吧。我的儿。
在针刺的疼痛中，母亲开始她的微笑和颤抖。母亲的颤抖与蜜蜂的颤抖竟是如此一至，失去了蜂液的蜜蜂，从母亲的脖颈上取下时，尾针从体内一同带出，那是一种舍了生命的不情愿，然后便迅速死去。这时的母亲，身边已备好了亲手制作的金色纸箱，“金纸”粘裹的纸箱金光闪闪。
母亲对我说：我的儿，把它们装进去吧，轻着点，一只也不要扔掉。之后扳起我的脸，看在那里许久才说话，母亲说：儿啊，你的心，诚吗？
我知道我年少颤抖的声音，最初总会夹杂着莫名的自卑诚惶诚恐，我说：妈呀，诚着哪！
母亲说：有诚就好。明天你还要去的。
随着季节的深入，纸箱里金色的蜜蜂一天天增加，母亲的气色居然日日好转，迟缓的脸在低矮的屋顶下，竟现出些微薄的光泽。这光泽，真的是来自山野的那些蜜蜂吗？
终于有一天，我迈进家门时，母亲正笑吟吟站在窗前迎我。母亲依然要问那已反复多次的话：
我的儿，你的心，诚吗？
四目相视，我顿时软了双膝，“扑通”一声给母亲跪下了，我说：
妈，我诚，诚啊——
我把头垂在那里，任母亲的泪水“叭叭哒哒”跌落，一颗颗落进我茅草般柔润年轻的黑发，黄昏里夕阳灿烂，正从西窗斜斜地射进来，满屋尽是金黄色薄翼般覆盖的碎片。
那年冬天，我们承德的第一场雪刚刚落下，母亲的气色开始愈发好转，望着窗外空中无休止的落雪，望着僧冠山的方向，母亲也许想起了什么，转身打开了身边金黄色的纸箱。
令人惊异的，是我发现自己竟为母亲捕捉了那么多的蜜蜂。那是一只只完整的标本，又像是一只只等待起飞的小飞机，它们被母亲整齐地排列在里面，庄严而肃穆。我看见无数金黄色的蜜蜂，成群地飞舞在天空下的麦田和山野，这时我才发现，我对母亲，对她的身体竟是那么陌生，我相信母亲能够活下来，但我不知是什么力量在牵引着她。
我看见母亲像往常一样坐在窗前，望着僧冠山的方向，眼里闪现着细碎生动的光亮。冬日的暖阳均匀地洒在她潮湿的脖颈上，细微的蜂痕正在消褪，那种活跃的心情，始终鼓动着母亲迷人的表情。我知道，母亲已经开始了新的等待，等待明年，那个春暖花开的季节。
母亲也会时常打开那个箱子，仰起头问我说：我的病，难道就没有更好的办法吗？是不是我借了它们的灵魂？我借的太多了，人家总有一天会不借你的。
母亲最终离开了我们，她整整坚持了十年。我家也整整攒了十箱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