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你离开我们已经11年了。11年来，女儿对你的思念几乎无日不在，特别是在退休后回到家乡上海永乐村老宅之后。庭院里，有你和爸爸亲手栽种的广玉兰、栀子花与橘子树。只要一踏进厨房，就仿佛会看见佝偻着脊背的你，双手抖抖颤颤端着一盘热腾腾的四喜烤麸在朝着我笑。打开卧室的衣柜，最先映入眼帘的，总是你为我精心编织的毛衣，式样早已不再时尚，但穿在身上，总感到特别的熨帖与温暖……
天崩地裂，你挑起了千斤重担
妈妈，1952年春天的那段日子，对于你也许是不堪回首的：爸爸的米店突然倒闭，断了全家的生计，为了活命，三妹跟着爷爷回了浦东乡下，刚满3岁的四妹送给了浦东一家人家。
记得四妹是被一粒糖果骗走的。家中来了一对年轻夫妇，他们牵着我四妹的小手左看右看，上看下看，终于朝我姥姥点了点头，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根棒棒糖，剥掉糖纸后塞到四妹嘴里：“甜吗?”“甜。”走，跟我们到外面去拿，外面还有好多好多呢!”
四妹犹豫，姥姥说：“去吧，不怕，姥姥在。”
就这样，他们牵着四妹的小手一步一步往外走。我急了，要上前拉，姥姥扳住我的肩膀，饮泣着说：“让她去吧，好歹有口饭吃。”
眼睁睁看着四妹小小的身影即将消失在门口，你尖叫了一声：“等一等!”踉踉跄跄走过去，把手中一块印花头巾系在四妹的围脖里。你的手发颤，结子打了3次才打住，泪珠扑簌簌滚落在头巾上。
半夜里，我被吓醒了——是谁把我抱这么紧，紧得我都透不过气来。睁开眼睛，是你，妈妈，你的脸惊恐得都扭曲了，姥姥拼命扳开你的手，连声喊：“阿新，快松手，你要憋死她了!”半天，你才醒过神来，垂头跌坐在床沿上，幽幽地说：“是梦……噩梦，那对夫妇又来了……”
过了几天，你找到了一份工作。那是离家很远的一家袜厂，去上班几乎要穿越整个上海市区。每天天不亮，你就轻手轻脚绕过我的床脚走下楼梯，天黑了才会从楼梯下疲惫不堪地一步一步走上来。你用自己瘦弱的肩膀，担起了千斤重担，用自己微薄的薪水，养活着全家老小，使这个破产后濒临破碎的家庭得以度过最艰难的岁月。最大心愿。让每个子女都“读上去”
1956年，爸爸被“合营”进了上海市第七纺机厂，有了稳定的工资。这个一度风雨飘摇的家，总算像一叶进入了港湾的小舟，平稳下来，全家过上了一段相对平静、温馨的日子。虽然不富裕，但能吃饱穿暖。此时，你和爸爸有了一个最大的心愿：要让身边每个子女都“读上去”。
“读上去”，对我、大妹及小弟，都不是问题。我们在学校虽不是顶尖的学生，但也都过得去。问题在三妹，她从小被送到了乡下，自爷爷、奶奶相继去世后，她成了一匹“野马”，无人管束，一年级未上完便自行辍学。
为了她的学业，你和爸爸一次次地跑到乡下，连哄带骗、威逼利诱，硬是把三妹带来上海家中，给她联系上学校，送她去读。但已经“野”惯了的三妹，对“从小抛弃了她”的这个家有极大的抵触，一次次又逃回乡下。
记不得这是第几次了。三妹又从家中逃走了。爸爸气得脸色发青，你气得垂泪，晚饭也不肯吃。
夜深人静时，我隔着板墙听到爸爸一声接一声叹气，你一阵接一阵饮泣。爸爸说：“我们已经尽力了，实在不行就由她去吧，今后的日子就看她的造化了。”你一听这话，哭得更伤心了，说：“你舍得，我可舍不得!自小放在乡下就已经对不起她了，再不给她读书，心里怎么过得去!现在她年纪小，不懂，以后长大了会埋怨的。”
于是，我听见爸爸摩拳擦掌地表态，星期天一早他再去乡下，就是用绳子捆也要把三妹捆到上海来。
实际上并没有使用绳子，而是用一系列极其恳切的“承诺”把三妹带了回来。这些“承诺”后来一一兑现了：在小阁楼上给三妹搭了个小床，使她有了自己的“单间”；每个月给一点零花钱，虽然很少，但毕竟从无到有；除了洗自己的衣服，不用做其他家务，等等。三妹，终于在上海这个家里安定下来了，小学毕业后进了一所职业中学。
但天有不测风云，“文化大革命”彻底毁灭了你和爸爸要供我们姐弟4个都“读上去”的心愿，也彻底斩断了全中国上亿莘莘学子的求学之路。中国大地上所有的大专院校，在一夜之间全部停办了——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个“史无前例”(大概也是绝后)的巨大悲剧。
那是1968年秋天，我们3个女孩一齐“上山下乡”：我要去河北滹沱河畔的解放军农场，大妹去崇明农场，三妹回老家农村插队。家中只剩下小弟，分配到了街道一家小染坊厂。
晚上，全家人围坐在灶披间里，该说的都说了，该叮咛的都叮咛了，一时间房间里一片静默。
妈妈，我理解你此刻的心情，你一晚上眼里都噙着泪水，却始终强忍着，不让泪水流下来。静默中，你几次张嘴想说什么，却又抿紧嘴唇把话咽了下去。妈妈，你到底还想说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