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走进巴黎迪斯尼乐园的大门，从装备着真枪实弹的警察面前经过时，妻子迪娜担心地望向我。不远处的墙上有一幅宣传画，画上一个穿制服的人正在检查袋子，旁边写着一行字：“谢谢你没带食物进来。”我用近乎耳语的声音对她说：“放松点，不会有人因为我们偷偷把三明治带进来就朝我们开枪的，自然一点就好。”
可问题是，今天过关了，还有下一次，像这种偷带食物入场的行为我们不是第一次做了，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在迪斯尼外的停车场里，我把法式长面包绑在女儿菲比（8岁）和儿子查理（6岁）的腿上，再用他们宽大的短裤遮住。不用我多说，他们还老老实实地敞开外套，让我把三明治藏在里面，把棒球帽递给我，那里面可以藏苹果和酸奶。所有这些都是早上我们在酒店吃自助早餐时偷偷拿的。
等待入园的队伍一点点地前进，我竖起大拇指鼓励他们说：“没事的，继续走。”
也许你会问，出来玩何必还要家人那么辛苦地伪装？可是，你见过迪斯尼乐园里那些食物的价格吗？一小块披萨就要6欧元，一个普通的三明治就要7欧元，各种饮料和冰淇淋价格更高，我才不想花那么多冤枉钱呢！
现在你知道了，我是个小气的爸爸，但我一点也不为此感到羞愧。别理解错了——我们绝不是经济困难。我们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最近我还刚换了一辆崭新的大众帕萨特。迪娜和我都是作家，收入颇高。但只要有省钱的法子，我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它。
我忍不住把自己和戴维·亚什克洛夫归为一类人，这位老兄上周上报了，不为别的，只为他曾经赢得1200万英镑的彩票大奖，可中奖16年来居然一分钱奖金也没花，被称为英国最节俭的彩票大奖得主。
跟戴维一样，我一向把钱包看得很紧，但也多亏了这节俭的好习惯，才让我们有能力过上一种田园诗般的生活，隔段日子就带孩子们在欧洲旅行几个月，亲近大自然，给他们留下一段段值得永远珍藏的记忆。
我的节俭习惯传承自母亲，与她相比，我的水平实在业余。虽然我们家住在白金汉郡一幢大别墅里，我的父亲戴维·海奇爵士作为BBC广播电台的台长，有一份相当高的收入，但直到母亲去世前一天，我们家每天都过得像刚破产一样。母亲说，她的小气是我外婆传给她的。母亲成长在二战刚过去那段时间，那时英国人的消费还实行配给制。母亲“抠门”得非常彻底：上顿没吃完的菜，哪怕只剩一点点，下一餐也铁定会再次出现。它们常常意外地出现在各种菜里，比如晚餐时，我会在烤鸡脯的下面扒拉出几粒青豆，看着无比眼熟，才想起来中午好像有这么一道菜。不小心弄坏的盘子、杯子、玩具，都被重新粘合。家具坏了，修一下继续凑合着用。每当看到有裂痕的盘子出现在餐桌上，父亲都会无比头疼地说：“我好歹是个台长，难道我们连个新盘子都买不起？”
但我们从来没有什么新东西。为了省理发的钱，母亲亲自用剪刀帮我们剪头发，就连父亲也不例外。母亲制作汉堡用的是便宜的肉，母亲煨菜可能是她处理剩菜的借口，把剩菜都放在炖锅里，煮开了就装盘上桌。
自从在院子里发现一种名叫大黄的可食用野菜后，母亲几乎在所有的菜里都加进一把：大黄菜炒蛋、大黄菜煨肉……哪怕下雨天，母亲也照样出门，跑到一家老远的市场去买比隔壁超市便宜两分钱的莴苣。
母亲节俭得连牙齿掉了也舍不得去看牙医，只是用强力胶把它粘回去。她还通过帮别人熨衣服挣钱，每天数小时地穿着背后有“熨衣妇”字样的工作服，在我们家宽大的厨房里熨衣服。有时候，母亲还要求父亲顺路捎带别人家要熨的衣服回来，于是，父亲在会见完各路社会名流和《今日》节目摄制组后，在下班路上让司机把路虎车挨家停靠，收那些皱巴巴的衣服回来。父亲无可奈何地跟我们说：“你们的母亲总能让我接地气。”虽然他从来不敢抱怨，但有时候他也感到很尴尬，尤其是当母亲穿着熨衣服的工作服跟来家里的名人朋友打招呼时。
我们全家人都为母亲的节俭吐槽不已，如果不是1997年母亲因癌症去世前发生的一件事，我很可能仅仅为了跟她对着干，而成为一个挥金如土的人。那时，母亲已经非常羸弱了，但她居然主动提出全家人一起外出吃顿饭，这可是从没有过的奢侈。吃过饭，母亲分别给我、弟弟和妹妹每人一张2万英镑的支票，那是母亲多年来给别人熨衣服挣的钱，每小时5英镑，她把每一分都积攒下来，给了我们开始人生的第一桶金。
母亲去世后，不知是为了化解悲伤还是什么，一段时间里，父亲开始无节制地花钱。连家里的浴缸都换了最奢华的，他还跑去最出名的维多萨松发廊理发，并在回家的路上捎带一瓶2000英镑的葡萄酒。我则与父亲背道而驰，走了另一个极端，誓把母亲的节俭传承到底。
那张宝贵的支票，母亲好不容易省下来的钱，让我有能力买自己的第一套房。更重要的是，它教会了我金钱的价值。如今，我迫不及待地想要把这些道理教给我的孩子。几年来，我尽可能让查理和菲比相信，吃柑橘比吃冰淇淋健康得多，而且，柑橘更便宜。同样，他们不知道我们经常光顾的那家店实际是个慈善商店，还把它称为玩具店，因为我都是到那里为他们买东西，不仅玩具，还有衣服。连我自己的衣服都是在那里买的，我穿的每一件衬衫都是二手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