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外号，叫做黑妞和傻妞。不要误会，我本名不叫“傻妞”或“黑妞”。之所以背负这样又土又俗的“雅号”，完全拜他所赐。在他向我表白之后的九个月零一天的某时某分，他说：“真不知道我当初是什么眼光，竟然会看上你———”我拿眼睛使劲地瞪着他，“黑亮得晚上可以当镜子用的皮肤。”他说这话的同时，也在我面前摇晃着他白白胖胖的手臂。
看着他用事实说话，我只能气得翻白眼，谁叫我信奉的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呢？
他又问：“你说，我是叫你傻妞好，还是黑妞好？”他的话激发了我的想象力。“你还是想想吃粉丝炒肉好，还是吃竹笋炒肉好吧。你这么胖，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总是和一头猪一起逛街。”“一比一，平局。”
从此以后，他叫我作傻妞或黑妞，我则叫他猪猪。
我在网吧看电影，他完全是个陪客，不说话，不干扰。我看电影，他看我和我喜欢看的电影。我总是说他，开着个机子不用，太浪费，故作风雅。每次看完电影，他都是静静地听我的真知灼见，自己极少发表意见。
看完《窈窕淑女》，特别感动于黑炭头刘青云的柔情，我颇有感慨地说：“哪天我成了百万富翁，你就做我的宾宾好吗？”他说，还不知道谁是谁的宾宾呢？我把他手臂上白皙的肉拧成个90度角。他马上告饶说：“好，好，我是你的宾宾，永远都是。”
看完《粉红女郎》，我朱唇未启，他居然说，你什么时候和朱德庸认识的，他让你作了“结婚狂”的原型。我轻声问，你是想吃粉丝炒肉，还是想吃竹笋炒肉？猪猪。
我与他的相逢，跟无数爱情故事的开头一样，是在大学报到的第一天。刚拖着行李艰难地走出火车站，我就看到了师大的校车。“你一个人来的吗？”有个戴眼镜穿白衬衫看起来挺舒服的男生走过来笑着问。“是啊。”我知道学校有专人接的，就指指两个行李箱，“帮我拎一下。”他把我的行李箱递上校车的时候，我听到出站口那边有人喊“这是谁的行李？”他回了一下头，就飞奔过去。我明显感到我的视神经僵直了3秒钟。
我跟他第二次近距离接触，是发我主编的《军训特刊》到他寝室。他倒水给我喝，却不小心烫了自己的手。然后，他又拿出一包话梅，刚撕了个口，话梅们就纷纷奔将出来，而且好像快发霉了。他一个劲地劝我喝水。我握着那杯水，不敢喝，怕不干净，连连说，不渴不渴。我坐了一会儿，就说，我要回去写作业了。然后，头也不回，拂袖而去。
第三次谈话，是在上完语言学的教室。他把我在校报发的几个豆腐块放在课桌上，“很有文采啊。”我还来不及说谦虚话，就听见了后面意味非同寻常的“但是”两个字。“但是，不够深刻不够别致。”他边说边递过来一摞文稿。我刚看了几行，像炎炎夏日喝了杯冰镇绿茶，再看下去，又像闻到冷冷冬夜里的淡淡梅香。“你写的？”他点点头。接下来，我们谈得很入港。
大二时的女生节那天，班上决定用班费给每个女生寝室发8斤苹果。他是班上的生活委员，负责这事。他叫我最后去领。“我数过，苹果是3个一斤的，每个寝室都是24个。但你们寝室的24个苹果特沉，不知道为什么。”我掏出一个，掂了掂，好家伙，至少有半斤。我狂笑起来，笑得下巴都累了。
大三时，我有一段时间特别不开心。那时，家里陷入了经济危机，我的学费也成了问题，更不用说是生活费了。屋漏总是偏逢连夜雨。期末时，我在做完家教工作回校的路上被一辆摩托车撞了，好在只是外伤，没有伤到筋骨。
从医院出来，想到还有期末考试和没有做完的家教工作，我哭了。我们经过教学楼旁的林子时，他忽然问我：“你看，地上都是什么？”我向地上望去，在阳光的照射下，地上满是斑驳动荡的影子，答案脱口而出，“树的影子啊！”他笑着摇摇头，说：“傻妞，你怎么就看不到我们的爱情阳光呢？放心，我会和你在一起的。”
毕业那天，我送他上火车。天竟下着细雨，配合着我们的心情。进站前，我跑过去，拉着他的手说：“在那边好好工作，说不定能找个温柔贤淑美丽大方的女朋友，不像我这样，长得又丑脾气又坏。”
他诧异地笑了：“你怎么这么傻，哪有教唆自己的男朋友采野花的。”一把将我搂在怀里说，“傻妞，不要背着我被别的男的给拐跑了，你太容易骗了，一根棒棒糖就能让你死心踏地。”
我使劲点点头，“我会记住你的话的。”看着他走过检票口，开心的不开心的心情，都从心底浮上来了。
在从车站通往学校的路上，我正一个劲掉眼泪，想自己还不知能否在他所在的城市找到工作呢。手机响了，有短消息。“傻妞，你怎么把我的干粮给截留了？”我这才发现我手上拎的塑料袋里全是他爱吃的东西———我前一晚在超市精挑细选的，“东东你自己吃了吧。我不在的时候，你不要饿着冷着摔着了。千万不要摇身一变，变成个芦柴棒，我是不会要的！”
我立马回了条短信———“要不我就吃成个大胖子，两头猪在大街上并排走，那谁也不会嫌弃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