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说
●现在的事实是，导演锻炼是不可以的，大家会很愤怒，认为这是对观众的一个危害等等，像这样的批评已经不是在谈电影了。
●知识分子的话语权有时候也挺高，这个说，那个说，说得很多很多，惊动了上层，所以才做了一个决定，全球招标奥运总导演。
●我的作品不敢拿艺术定高低，但是为我的作品写的字、说的话，我估计是第一的。
说张艺谋
◎我喜欢的幽默都是笑话权势和上层社会的人的。「三枪」只有最表面、最粗糙的对社会底层的取笑，忘记他们的痛苦和社会地位，这多少有点愚民的感觉。———洪晃(杂志出版人)
◎的确有一些评论，因为张艺谋是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在他身上赋予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应该说这不是一个正规的评论方向。电影评论，应该只针对电影本身发表看法。———卫西谛(影评人)
◎张艺谋对电影资源的垄断、产品的低劣化，必然会引起有良知民众的「愤恨」。有些批评过于暴力，但这暴力恰恰根植于张艺谋电影本身，他成了他自己作品的受害者。———朱大可(文化学者、批评家)
◎和当年的《红高粱》有些类似，印度有许多观众对《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表示反感，你这不是糟蹋我们吗?但它一旦获了奥斯卡奖以后，大家就都高兴了。为什么呢?因为尽管你揭露出阴暗面，但这种力量很大，足以让这个世界以更加关注的眼光投向印度，它超过了你对我的侮辱。———王志敏(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受访张艺谋□采访本报记者张英发自成都
现在还有人说贩卖中国的落后和愚昧吗
我自己这样想，这十几年围绕我的争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和我的电影成为不同争论的焦点，这很正常。这似乎成为我创作的一个衍生品，每拍一部电影都会有很多人说，原则上我是不会做响应的。
这是我历史上说得最多的一次，关于电影的争论部分，关于电影产业，关于艺术片。因为发行公司的要求，以全面开放的姿态让我参加推广宣传活动，从一个导演的职业道德来讲全面配合，什么节目都上，以劳模的姿态参加。
但我坦率地说，我认为这次所受的罪最多，尤其一些媒体的题目就是「张艺谋是骂不倒的」，这样会带来更多的谩骂。它们要做文章，从我很多话里抓一句话出来做很醒目的标题。这实际上已经打破我的原则了，好像我在积极地参与应战和论战，这不是我个人的作风。
我是从来不去参与论战、对打、对骂的，这让我这么多年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也因为这颗平常心，我才敢拍「三枪」这个贺岁片，敢把姿态放得这么低，让许多人大跌眼镜，然后又引发了大跌眼镜之后的讨论。
我不是辜负大家的期望，换句话说，我拍另外一种片子一样会被大家讨论，想说的人都是要说话的，这就是多元化的社会，跟十几年前真的不一样。再加上网络，真是热闹，人人发表意见，我有时候把它叫垃圾箱，什么都往里面扔。
以《红高粱》为例，那时候最尖锐的讨论就是我「贩卖中国的落后与愚昧给外国人看」，这样说了我十几年。为那一句话，我委屈地说了有30遍，在各种场合反复说，但是一点用都没有。
我那个时候也年轻，血气方刚，就觉得人家是冤枉我，这是不对的。我愤愤不平是因为我看到外国人不是这样说的。你们谁走到2000个外国人跟前，拿着话筒跟他对话，他们一个一个起来发言谈的都是对你这个电影的感受，我参加电影节这个活动做了很多次，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各个国家我没有听到一个人这么说，怎么回来都是咱们自己这样说?我说你们是替人家在瞎操心。
我记得那时候我常常说的一句话是：「再过20年我们还讨论这个问题吗?」现在的确不讨论这个问题了，对吧?到今天它就是个滞后的话题。
中国现在是什么样，全世界都知道了，不需要通过一个电影去反映了。加入WTO之后，国家要跟国际社会大家庭接轨，我们社会越来越透明，还存在着靠张艺谋的一个电影把某些阴暗揭露出来吗?
所以不是因为我说了十几遍二十遍它就改正了，今天不是说给张艺谋平反了，不是说我们错怪张艺谋了，而是我们这个文化，我们这些普通人学会了用正常的创作角度来看问题了。到了2000年以后谁会再说《红高粱》贩卖中国的落后愚昧?
拉倒吧，这么透明的社会，中国有什么事情全世界都知道，包括我们的地震灾害，我们第一时间向全世界开放。还是这个道理，我认为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和谈论这个电影的这些事情，会随着人的发展变化都会改变。
这样的讨论你再过10年来看，大家还津津乐道不?对任何一个电影或者导演，不管你说他是一个傻蛋，还是说他伟大，10年之后再来看，大家都会觉得这只是一个正常的创作。对于创作来说有它的艺术规律，除了这个之外没有任何附加的东西，这才是创作。
我这一次的姿态是放得很低的
回到今天「三枪」的讨论，它在我身上也存在着奥运后时代的某种时代烙印，就是对人创作的一种要求，跟那个时候一样。
现在很多关于「三枪」的讨论，其实都不是电影本身，它引发争论的原因其实是知识分子站在一个高度上谈，附加了很多自己的东西，普通人站在另外一个高度谈，每个人又有不同的喜好，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谈「三枪」，我觉得都是电影创作外的东西。
你还记得2000年雅典奥运会「中国8分钟」吗?回来以后一片骂声，多少人都说千万不要交给张艺谋，张艺谋会把咱们的形象弄完蛋的，千万不要交给他，多少的知识分子斩钉截铁地说出这样的话。但是，凡是我所能够查得到的评论，凡是我所认识的所有外国人的评论，都不是这个意思，没有这个意思，都是很好的评价，都说看到了开放的中国。
知识分子的话语权有时候也挺高，这个说，那个说，说得很多很多，惊动了上层，所以才做了一个决定，全球招标奥运总导演。后来全球竞标，我就参加竞标了。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我还是不敢说中国知识分子怎么想的，人家外国人看开幕式就是看一个文艺表演。坦率地说，除非这个中国很封闭，什么讯息都没有，就通过文艺表演看中国，现在还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吗?
关于「三枪」的许多讨论我也注意到了，我不认为是就电影来讨论的。我开始就说要拍一个贺岁片，让大家高兴高兴。我在电影院里也看到，南北的观众在影院笑了不下30次。
很多观众都跟我这么说：「张导演，其实这是个文艺片，不是商业片。」上海一个观众跟我说：「你把前面三分之一拿掉，后面基本上就像是一个文艺片。」观众是看得很懂的。但这个问题在「首都艺文界」那个圈子里是一个说不清的事情。
我说很多人不懂电影，为什么?电影一定要分类型来谈的，这一个话题可以把许多人说的外行话分出来了。全世界都这样，电影就是艺术类和商业类。
在参加艺术电影节的时候，我碰到过这样的事情，放《我的父亲母亲》，电影音乐响了一点，评委们都不喜欢，他们说这样有一点煽情了，有一点偏商业性。当时巩俐是主席，评完奖之后她私下跟我说：「导演，你的音乐要是没有那么响会好一些，就是音乐有一点好莱坞的样子，不然有可能拿金奖的。」我们中国是不分电影类型的，要求所有的演员、所有的作品承担全面性的适应。确实，我这一次的姿态是放得很低的去拍一个所谓的搞笑电影，因为我没有拍过这一类电影，老百姓喜欢看，而且也是一个贺岁片，这对一个导演来说是一个自我锻炼。这个作品我能拍到什么程度，我自己也有数。但是，现在的事实是，导演锻炼是不可以的，大家会很愤怒，认为这是对观众的一个危害等等，像这样的批评已经不是在谈电影了。
我已经五十而知天命了，还说什么呢?我稍微有一点脆弱、稍微有一点委屈，这些人都把我打趴下了，找不到北了，我就不拍电影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慢慢进步，我希望中国最后会有很好的影评界，我觉得电影产业没有影评人这个阶层是特别不对的。今天好就好在有网络，有大家的很多发言，不再像原来集中在某些媒体的话语权当中，所以今天你看到每个人可以自由的发言，畅所欲言所带来的那种激烈的对抗性，都是很有趣的。
我觉得这个现象可能在我身上会持续很长的时间，也许最后到我老了，拍不动了，我一回头可以很自豪地说，我是在中国争议最多的一个导演，我的作品不敢拿艺术定高低，但是为我的作品而写的字、说的话，我估计是第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