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伯第八
原文 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今译 孔子说：“泰伯，可称得上是品德极为高尚之人了。多次将本属于自己的君位让给弟弟，以至于百姓无法用言词来称颂他了。”
张居正讲评 泰伯是周太王之子。昔周太王古公生三子。长的即泰伯，次的是仲雍，少的是季历。季历生子昌，乃文王也。太王因见昌有盛德，欲传位季历以及昌。泰伯知之，遂与其弟仲雍，托名采药，逃去于荆、蛮地方，断发文身，自毁其形，从夷之俗以示不可用。于是太王乃立季历，传国至文、武而有天下焉。三让是固让。孔子追原周家王业之所由起，因见泰伯之事历世久远，几于泯灭，故特表而出之说道：“人但知我周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勤劳王家，至于文、武，遂成王业，都是周家贤圣之君。不知太王之长子泰伯者，其德可谓极至而无以复加也已矣。何以言之?周家王业之兴，实始于太王，而泰伯嫡长当立，则后来的天下乃泰伯之所宜有者也。泰伯因见太王意在贤子圣孙，即与仲雍逃去不返。因此，王季、文王承其统绪，遂开八百年之周。是名虽让国，实以天下固让其弟侄而不居也。然却托为采药，毁体自废，其让隐微泯然，无迹可见，故人莫得以窥其心事而称颂之焉。夫以天下让，其让大矣。三以天下让，其让诚矣。而又隐晦其迹，使民无得而称，是能曲全于父子兄弟之间，而绝无一毫为名之累，其德岂非至极而不可加者乎?”然要之太王之欲立贤子圣孙，为其道足以济天下，非有爱憎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不为狷，王季受之不为贪。亲终不赴，毁伤肢体不为不孝。盖处君臣父子之变，而不失手中庸，此所以为至德也。夫子叹息而赞美之，宜哉。
原文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今译 孔子说：“只是恭敬而不知礼，就会徒劳无功；只是谨慎而不知礼，就会畏缩拘谨；只是勇猛而不知礼，就会说话刻薄。”
张居正讲评 礼是节文。劳是烦劳。葸是畏惧的模样。乱是悖乱。直是径直。绞是急切的意思。孔子说：“人之立身行事，必合乎天理之节文，而后可以无太过不及之弊。如待人固以恭敬为贵，然亦有中正之准则，若恭敬而无礼以为限制，则仪节烦多，奉承过当而不免于劳矣。处事固以谨慎为贵，然亦有事理之当然，若谨慎而无礼以为裁度，则逡逡畏缩，小心太过，而不免于葸矣。勇敢而不可屈挠，固是美德，然不能以礼自守，则不顾名分，而逞其血气之刚，必将至于悖乱矣。径直而无所私曲，固是善行，然不能以礼自防，则任情喜怒，而略无含容之意，必将至于急切矣。”夫恭、慎、勇、直，四者皆人之所难，而无礼则各有其弊如此!可见君子当动必以礼，而不可须臾离也。
原文 “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今译 “倘若在上位的人能够用深厚的情感对待亲族，在百姓当中就会兴起仁德之风；倘若上位的人不遗弃老朋友，那么百姓就不会以冷漠的态度待人。”
张居正讲评 君子是在上位的人。笃是厚，兴是起。故旧是平日相与或有功劳的旧人。遗，是弃。偷字解做薄字。孔子说：“在上位的君子，凡有举动，百姓每都瞻仰而仿效之，不可不慎也。若能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和睦宗族，笃厚于一家之亲，则自己能尽乎仁矣。将见百姓每都感发兴起，而各亲其亲，自然伦理正而恩义笃，岂不兴于仁矣乎?若能信用老成，尊礼耆旧，凡平时相与的旧人，皆不以其迹之疏远，年之衰迈而遗弃之，则自己能处于厚矣。将见百姓每都欢欣联属，而各厚于故旧，自然教化行而风俗美，又岂有偷薄者乎?”夫一处亲故之间，而上行下效，其应如响如此!为人君者可不正心修身，以为化导斯民之本哉!
原文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今译 曾参生病了，他将自己的门徒弟子召到跟前，说道：“掀开被子来瞧瞧我的脚，瞧瞧我的手!《诗经》上说：‘小心谨慎呀!好像每日都站在深渊旁侧，好像每日都在薄薄的冰面上行走。’从今以后，我知道自己能够免除身体的损伤了!弟子们!”
张居正讲评 召是呼喊。门弟子是曾子的门人。启是开，《诗》是《诗经·小旻》之篇。小子就指门弟子说。曾子在圣门素以孝称，平日所以守身事亲者，不但正心修德为圣贤之学，以求显亲扬名，虽至于身体发肤之微，亦以其受之父母加以谨守，不敢毁伤。至于有疾将终，追思平生守身之道，至此可以无愧。故呼其在门弟子而教之说：“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不亏体，不辱亲才叫做孝。汝辈试开衣衾而视吾之足，视吾之手，曾有一之伤毁不全者乎?然所以得全此身者，亦非容易!盖我平日所以保守之者，就是《诗经》上所谓战战然恐惧，兢兢然戒谨，如临在深渊之上，常恐坠下去一般；如行于薄冰之上，常恐陷下去的一般。我惟是这等谨慎，所以得保其全也。夫使吾生尚存，则犹未敢必他日之何如?今则已矣，自今以后，吾始知其得终免于污玷，而可以无恐矣!汝小子其念之哉?”语毕而又呼小子者，盖所以致丁宁之意，亦欲其如己之戒谨恐惧，一举足而不敢忘亲也。夫以曾子之保身如此!则凡纵欲以伤其本，亏行以辱其亲者，固在所必无矣。为人子者，宜以曾子为法，庶可以体亲心而尽子道也。
原文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今译 曾参生病了，孟敬子前去看望他。曾子对他说道：“将要死的鸟儿，它的叫声是哀伤的；将要死的人，他说的话是善意的。”
张居正讲评 孟敬子是鲁大夫仲孙捷。昔曾子有疾，孟敬子往问其疾。曾子将有言以告之，恐其忽略而不加之意。故先发言说道：“大凡鸟之将死，恐惧迫切，故其呜叫必哀。人之将死，本然之良心发见，故其言语必善。今我既将死矣，有言则善言也，子其听而念之哉!”
原文 “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今译 “君子所重视的道有三个方面值得特别关注：自己的仪容举止要正派，这样就能避免粗俗与傲慢；自己的神色要庄重大方，这样就接近于诚信；在说话时，要多注意言辞和语气，这样就能避免错漏和违背常理的地方。至于祭祀的礼仪细节，自有主管这方面事务的官员负责。”
张居正讲评 贵是贵重。道是道理。暴是粗厉。慢是放肆。信是信实。辞是言词。气是声气。鄙是凡陋。倍字与违背的“背”字同。笾是竹器，豆是木器，都是祭祀所用的。有司是执事之人。曾子因孟敬子平日好琐屑于细务，而忽略了大体。故告之说：“道虽无所不在，然有紧要的，有可缓的，不可以泛求也。吾观君子于日用之间所贵重的道理，只有三件。三者何?盖人之容貌彰于一身，易至于粗粝放肆，此所以多失容也，惟君子不动容貌则已，才动容貌便雅饬恭谨，而远于暴慢。人之颜色形于面，对人多勉为端正，而中心不然，此所以多失色也。惟君子不正颜色则已，才正颜色便表里如一，而近于信实。辞气宣于口，易至于凡陋背理，此所以多失言也。惟君子不出辞气则已，才出辞气便成章顺理，而远鄙背。此三者乃修身之要，为政之本，所当操存省察，而不可顷刻违者，故君子所重在此而已。若夫用笾豆以供祭祀之事，如此类者，不过器数仪文之末，则自有执事者司之，君子亦何用屑屑留心于此哉?”盖人之为学，贵识其大，大行既无不善，而小节亦无所遗，固为全德。若舍其大而务其小，则大本既失，小者亦不足观矣。况于帝王之学，又与士庶人不同，则凡正心修身以立天下之极者，又岂在于仪文度数之末哉?有志于圣贤者，当知所务矣。
原文 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今译 曾子说：“有能力的人却向没有才能的人求教，知识渊博的人却向知识匮乏的人求教；有学问却像没学问一样，知识充实却像很无知一样；被他人侵犯也不去计较——我以前的朋友就是这样做的。”
张居正讲评 犯是触犯，校是计较。吾友指颜渊说。从事是用功。昔颜子既没，曾子追思其贤而称之说道：“凡人志意盈满的少有所得，便说自己有余，他人不足，谁肯下问?度量狭小的，遇有触犯，便说自己的是，他人的不是，谁肯容忍?若是自己学力至到，本是能的，乃问于不能的人；自己学问充足，本是多的，乃问于寡少的人，其心歉然自视，虽有也，却似无的一般，虽充实也，却似空虚的一般，略无一毫自满之意，其谦虚如此!人有触犯于我，我则以情恕人，以理自遣。初未尝发露于颜色，藏蓄于胸中，而有(当作无)一毫计较之心，其宽恕如此!这等的人不可多见，惟旧日我友颜渊，乃尝用力于此，盖其真知义理之无穷，而有善不伐，不见物我之有间，而有怒不迁，其所以潜心好学拳拳服膺者，惟此而已。今也则亡，岂不重可惜哉广夫孔门传授心法，颜子独得其宗，而其平日用功，不过如此!盖谦虚以受人，则闻见多而学问日广，宽恕以容物，则私意泯而德性益纯。凡为贤为圣，皆不出此二者。盖学者当致力于斯。
原文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今译 曾子说；“可以将年幼的君主托付给他，可以将国家的政权委托给他，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却毫不动摇、屈服——这样的人，能够称得上是君子吗?当然是君子人啊!”
张居正讲评 托是付托。六尺之孤是幼君。寄也是付托的意思。百里是侯国，命是政令。大节是大关系处。与是疑词，也是决词。曾子说：“天下之言成德者，期于君子。然才者德之用，节者德之守。二者兼备，而后为德之成也。若有人于此，不但可辅长君而已，虽亲受顾命，把六尺幼冲之君付托与他，亦可以承受而辅佐之。既能保卫其国家，而又能养成其令德，不但可共国政而已。虽侯国无君，把一国之政令委寄与他，亦可以担当而总摄之。既能安定其社稷，而又能抚辑其人民，其才之过人如此!至于事变之来，国势仓皇，人心摇动，其从违趋避，乃大节之所关也。其人临此时，而所以辅幼君、摄国政者，卓乎见理之精明，确乎持志之坚定，惟以义所当然为主，虽议论纷沓，终不能摇；虽死生在前，亦不能夺。其节之过人又如此。若此人者，果可谓之君子人乎?”吾知既有其才，又有其节，信非君子不能也。然是人也，自学者言，则为君子；自国家言，则所谓社稷之臣者也。盖有才无节，则平居虽有干济之能，而一遇有事，将诡随而不能振；有节无才，则虽有所执持，而识见不远，经济无方，亦何益于国家之事哉?所以人君用人，于有才而未必有节者，则止用之以理繁治剧；于有节而未必有才者，则止用之以安常守法。至于重大艰难之任，则非才、节兼备之君子，不可以轻授也。
原文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今译 曾子说：“读书人不能够不刚强而有毅力，因为他肩负重任，并且路途遥远。将让天下实现仁德当作自己的责任，这样的责任难道还不重大吗?奋斗终身，到死方休，难道路途还不遥远吗?”
张居正讲评 弘是宽广，毅是强忍。任是责任，道字解做路字。曾子说：“士立身于天地间，要为圣为贤，必须有大涵养，方才做得。故规模广大，心不安于自足，叫做弘，不弘则隘矣。执守坚定，事必期于有终，叫做毅，不毅则馁矣。士岂可以隘焉而不弘，馁焉而不毅哉?所以然者为何?盖以士所负之任甚重，而其所行之路又甚远也。惟其任之重，必弘而后能胜其重；惟其道之远，必毅而后能致其远，此所以不可不弘毅也。然果何以见其任之重而道之远?盖仁者，人心之全德，兼众理，备万善者也。士乃以之为己任，必欲身体而力行之，则是举天下之善，尽万物之理，皆在于我之一身，其任不亦重乎?且其任是仁也，直至没身而后已，若一息尚存，此志亦有不容少懈者，则是向前策励再无可驻足之时，其道不亦远乎?”夫其任重而道远如此，此士之所以贵弘毅也。大抵孔门为学，莫要于求仁。而仁之为道，则非全体不息者，不足以当之。惟其全体也，则无一理之不该，所以不可不弘；惟其不息也，则无一念之间断，所以不可不毅。这正是曾子平生所学得力处，故其示人亲切如此。
原文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今译 孔子说：“人的修养从学习《诗经》开始，学习《礼经》能够使人在社会上站有一席之地，音乐的学习使人的修养日臻完备。”
张居正讲评 兴是兴起。立是卓立。成是成就。昔孔子删诗书，定礼乐，以教学者。正欲其实体于身而有所得，故特举以示人说道：“君子立教，不过要人为善去恶而已。然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良心者，每得之于《诗》。盖《诗》本性情，有邪有正，其言词明白易知，而吟咏之间，抑扬反复，其感人又易入。于此学之，则其好善恶恶之心，有油然感发而不能自已者，所以说兴于《诗》。此可见《诗》之当学也；善念既兴，又必卓然有以自立。然后善在所必为，恶在所必去。而其立也，则得之于《礼》。盖《礼》以恭敬辞让为本，而有节文度数之详，可以敛束人之身心，坚定人之德性。于此学之，则自能卓立持守，而不为外物之所摇夺。所以说立于《礼》，此可见《礼》之当学也；既能自立，又必造到那纯粹至善的地位，乃为成就，而其成也，则得之于乐。盖乐以和为主，其声容节奏可以养人之性情，而荡涤其邪秽，消融其渣滓。于此学之，则自然义精仁熟，而和顺于道德矣，所以说成于乐，此可见乐之当学也。”然古人《诗》、《礼》乐之教，皆发于性情之正，本于中和之德，故能成就人才如此，若后世以吟咏声韵为诗，而无关于性情，以虚饰仪文为礼，而不本于恭敬，以嬉戏淫哇为乐，而反乖于中和，则于《诗》、《礼》乐之本然者失之远矣，亦何足务哉?善学者辨之。
原文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今译 孔子说：“对一般的百姓，可以使他们知道应该做什么事情，而不可以使他们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张居正讲评 民是凡民，由是身行其事，知是心悟其理。孔子说：“道理在天地间，件件都是人所当知的。然为人上者之于凡民，但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盖所当然者，如父当慈，子当孝之类，皆民生日用之事，就是寻常庸众的人也都行得，故能使之由。若其所以当然之故，则皆出于天命人心之本然，其理精微奥妙，必须资质高明，学力至到者，乃能脱然有悟。其在凡民，如何便会晓得?所以不能使之知也，然知之之理，亦不外于所由之中。圣人在上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至于渐摩既久，天下自然化成矣，亦何不可知之有哉!
原文 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
今译 孔子说：“喜好勇力而厌恶贫困的人，是致乱的因素。对于那些不仁德的人，倘若逼迫得太激烈，痛恨得太甚，这也是一种致乱的因素。”
张居正讲评 勇是勇敢。两个疾字都是疾恶的意思。乱是悖乱。已甚是过甚。孔子说：“柔懦之人，虽恶贫无能为也；安贫之人虽好勇，固无害人。惟是那好勇尚气的人，身处穷困，乃疾恶其贫，而不肯安分守己，则必以血气之强而济其苟得之念，虽为盗贼从悖逆皆不顾矣，岂不至于为乱乎?至若不仁的人，本心已失，如其恶未著，尚可容恕，则化之以善可也。若其罪当诛，而吾又得以诛之，则遂诛之可也。不然而徒疾恶过甚，使之无所容其身，则事穷势迫，必将求泄其忿恨，而逞凶肆暴，无所不至矣，岂不足以致乱乎?”夫好勇疾贫者，是身自为乱，固为天下之首恶，至于恶不仁者，本为正理，特以处之不善，乃亦足以致乱，而徒为祸阶。则君子之待小人，岂可以轻发而不审处哉!
原文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
今译 孔子说：“如果一个人有周公那样美好的才能，倘若他骄傲而吝啬，那么其他方面也就不值得一看了。”
张居正讲评 骄是以人皆不能，而夸己独能的意思。吝是但欲已有是能，而不欲人之皆能的意思。孔子说：“人之处世，固贵于有才，而不可自恃其才。自古言才能技艺之美者，莫如周公。如或真有周公之才之美，固是难及，然须持之以谦虚可也。设使以已有是才也，而伙然自骄，谓人皆不如己，又忌人有是才也，而执吝自私，不欲善于人同，则无其德而大本失矣，其余才艺之美，亦何足观哉?”夫有周公之才之美，而一涉骄吝，尚不足观，况无周公之才而骄吝者乎?人当常加自省而存抑畏之心可也。故圣如帝舜，而舍已从人，功如大禹，而不自满假。诚知谦虚之受益，而骄吝之丧德也。然则孔子之言，岂徒在下位者所当知哉?
原文 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
今译 孔子说：“在读书的三年中，没有产生一点做官的念头，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张居正讲评 至字当作心志的志字。谷是俸禄。孔子说：“古人之学将以明善诚身，求尽其为人之理而已。然学既成矣，则君必见用、而养之以禄。此乃理之自然，而其本心则不为此也。后世人心不古，见学之可以得禄，乃遂有为干禄而后学者。亦有学问之功始加，而利禄之念随之者。此不惟失学之本意，而心逐于利，其学亦无所得，乃天下之通患也。若有人焉专精为学至于三年之久，而其心不志于谷禄，则是谋道而不谋食，为己而不为人，志高识大，超出乎时俗之表者也，这等的人岂易得哉?”所以人君用人，于那有实学的必录用而尊显之，使得以展尽底蕴。若夫假学以沽名干进者，则摈抑而不用。庶乎贪位慕禄之徒，不至于滥窃名器，而无补于国家也。
原文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今译 孔子说：“坚守信念并发奋学习，誓死保卫它。不进入政局危机的国家，不居住在混乱的国家。天下太平、政治清明就出来做事；天下不太平、政治黑暗就隐居不出。”
张居正讲评 笃是深厚牢固的意思。孔子说：“君子之修身处世，必须学问、操守，兼造其极，乃为尽善，甚不可苟也。若有人焉于道理的确有见，则信之极其诚笃，虽议论纷纭，一毫都动移他不得，其志向之专如此，而又能孜孜务学，格物穷理，以求其是非之真，而尽其精微之奥，则讲究明而辨别审，所信者一出于正矣。遇事心里主定在此，则守之极其坚固，虽死生利害，一切都摇夺他不得，其执持之呆如此，而又能事必由理，行必合义。初未尝劝匹夫之小信，而乖中庸之大道，则关天常而扶人纪，所守者允得其当矣。夫笃信好学是有学也，守死善道是有守也。为君子而有学有守，则知之必明，行之必勇，出处去就，焉往而不善哉?故其遇危邦也，则避之而不入；其在乱邦也，则去之而不居。当天下之有道也，则显身而仕，天下无道也，则退藏而隐。”此其去就之义洁，出处之分明，非有学有守者，何足以与此?然这样人，不但可以善一己之行藏而已，使人君得而用之，则有大涵养，自有大设施。平时必能尊主庇民，建功立业。有事必能砥砺名节，匡扶世运，所补殆非浅浅矣!学问、操守之系于人也，大矣哉!
原文 “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今译 “国家政治廉明而自己穷困卑贱，是耻辱；国家政治黑暗而自己富有高贵，也是耻辱。”
张居正讲评 耻是愧耻。孔子说：“士之处世，既贵有可用之才，又贵有能守之节。若乃邦国有道，有明君以出治于上，有贤臣以辅治于下，贤者必使之在位，能者必使之在职，正君子向用之时也。当此时而乃为世所弃，困处于贫贱之中，则其无善可称，无才可录可知矣。岂不可愧耻乎?至若邦国无道，上无明君，下无贤臣，非贿赂不可得官，非谄佞不能固宠，正小人向用之时也。当此时而乃与世相合，致身子富贵之地，则其贪位慕禄，卑污苟贱可知矣，岂不可愧耻乎?”盖惟其不能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故世治而无可行之道，世乱而无能守之节，乃碌碌庸人而已，何足取哉?士之不可以无养也如是夫!
原文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今译 孔子说：“不在那个职位上，就不思量那一职位所应当负责的政事。”
张居正讲评 谋是图议，政是政事。孔子说：“凡人有是职位，则有是责任，则有是谋为，如任公卿大夫之职，则当谋公卿大夫之政。若不在其位，则其政事本与我无与者，而乃商度其可否之宜，条陈其利害之故，是为思出其位，犯非其分矣，奚可乎?故凡不在其位，则当介然自守，虽知识见得到，才力干得来，亦不可图谋其政事。”盖所以安本然之分，而远侵越之嫌，人之自处当如是也。然士人之学期于用世，则匹夫而怀天下之忧，穷居而抱当世之虑，亦有所不容已者。要之，潜心讲究，则为豫养非分干涉，则为出位。豫养者待用于不穷，出位者轻冒以取咎，此又不可不辨也。
原文 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今译 孔子说：“从太师挚开始演奏，直至演奏《关雎》作结尾曲，丰富而美妙的乐曲声一直在耳边回荡！”
张居正讲评 师是太师，掌乐之官。挚是太师之名。《关雎》是《诗经·国风》首篇。乱是乐之卒章，洋洋是美盛的意思。盈是满。孔子说：“昔吾自卫反鲁之时，既曾正乐，适遇师挚在官之始，又能审音，故其时乐之残缺者已为之补，失次者已为之序。但见大乐之作，自其始奏之时，直至于《关雎》之卒章，一皆清浊相济，高下相宜，洋洋乎极其美盛，满耳而可听也，惜乎今也不得而复闻矣。”盖以孔子之圣而正乐，以师挚之贤而掌乐，故一时音节美盛如此。自师挚适齐，继者皆不能及，圣人所以追思而叹美之也。
原文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惶惶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今译 孔子说：“狂妄而不正直，无知而又不谨慎，无能而又不讲诚信，我真不知道人为什么会这样。”
张居正讲评 狂是疏狂，侗是昏昧无知的模样。愿是谨厚，悾悾是愚拙无能的模样。信是诚实。吾不知之者是甚绝之之词。孔子说：“赋性疏狂的人，宜乎行事直率方好。今却只好高夸大，及至到那有利害处，自家要讨便宜，外面却以道理责人，这等样奸狡不直，赋性昏昧的人，凡事既不知道，宜乎谨厚方好，今却轻举妄动，又不谨慎重厚，赋性愚拙的人，凡事既不能干办，宜乎诚实方好，今却诡谲虚诈，又不诚信笃实。这三样人，我也不知道他是何等的人。”盖狂而直，侗而愿，悾悾而信，虽是气质有偏，然犹不失其本然之真，尚可以陶镕。若不直、不愿、不信，则本真已失，而习染愈蔽，终不可以化诲者也，故孔子绝之。
原文 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今译 孔子说：“做学问如同在追赶什么似的，害怕赶不上，即便赶上了，又怕失掉。”
张居正讲评 如不及，是如有所追而不能及的意思。孔子说：“人之为学将以致知力行，而求进乎圣人之道也。然使无勤敏之功，则其心徒劳而无益。使无警醒之心，则其功终怠而不前。所以，君子之为学也，研穷以求进其知，体验以求进其行，孜孜汲汲，惟日不足，常如有所追而不能及的一般。其用功之勤如此，而其心犹不敢有一时之或惰，当日进之时，怀日退之惧，惟恐失其所学，而果有所不及也。”夫以君子之学，其勤励警惕有如此者，此所以能成其学也，不然，则心不在焉，或作或辍，终亦岂能有成也哉?
原文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今译 孔子说：“真是崇高啊！舜和禹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却从不为个人谋取私利。”
张居正讲评 巍巍是高大的模样。不与是不相关的意思。孔子说：“圣人之识见度量迥与常人不同。常人之情即有一命一爵之荣，未免自视侈然，志得意满，何其卑小也!若乃巍巍平识量高大而不可及者，其惟舜、禹乎?盖舜、禹二圣人，本以匹夫之微，一旦有天下为天子，其崇高富贵可谓极矣，乃舜、禹则视之漠然，不以为乐，全似与已不相干涉的一般。此其心直超乎万物之上，而众人以为可欲而不可得者，举无一足以动其中，其胸襟气象视寻常真不啻万倍矣，是何其巍巍矣平?”盖舜、禹之心只知天位之难居，虑四海之不治，日惟兢业万机，忧劳百姓而已。若夫有天下之可乐，奚暇计哉?此万世颂圣明者，必归之也。后世人君，诚能以其不与天下之心，而尽其忧勤天下之实，则二圣人之巍巍不难及矣!
原文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今译 孔子说：“真是伟大啊，尧这样的君主！真是崇高啊!只有天最高最大，只有尧才能达到天这样的境界。他的恩德多么浩荡，无边无际，百姓都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言辞来称颂他。他的功绩多么崇高，他制定的礼仪制度多么熠熠生辉啊！”
张居正讲评 则字解做准字。荡荡是广远之称。名是名状。成功指勋业说。焕是光明。文章是礼乐法度之类。孔子说：“自古帝王多矣，然莫有过于尧者。大矣哉，尧之为君乎，何以见其大?盖巍巍乎极其高大而无不覆冒者，唯天而已。谁能并之?独有帝尧之德高不可及，木而无外，能与之准，其包涵遍覆，就与天一般，故其德之广远，荡荡无涯，而形迹俱泯。当时之民一皆涵咏盛德而不识其功；鼓舞神化而莫测其妙，无有能指而名之者。其与天之不可以言语形容，又何异哉?惟其不可名，此所以为天也。然亦岂无可见者乎?就其治功之成就处观之，则黎民吾见其时雍，万邦吾见其协和。巍巍乎功业之隆盛，有莫可得而尚者焉，又就其治功之有文采处观之，以礼乐则极其明备，以法度则极其修明，焕乎文章之光显有不可得而掩者焉，尧之所可见者如此!若其德之不显者，则终不可名也。大哉尧之为君，非冠古今而独盛者乎?”
原文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
今译 舜有五位贤臣，天下便太平。武王也说过，“我有十位能治理天下的臣子。”孔子因此说道：“常言说，人才不易得。不是这样吗?唐尧和虞舜之间说那话时候，人才最兴盛。然而武王十位人才之中还有一位妇女，实际上只是九位罢了。”
张居正讲评 乱字解做治字；际是交会之时。妇人指武王之妃邑姜。昔门人将述孔子评论人才之言，先记说：自昔君天下者治莫胜于虞舜。其时有圣哲之臣五人，如禹平水土，稷播百谷、契敷五教、皋陶明刑，益掌山泽。凡虞舜所欲为的，五人都代为之，故能使四方风动从欲以治焉。是虞舜得人之盛如此!继夏、商而王者，治莫胜于周武王。武王尝自言日：予有致治之臣十人。在外有周公旦、召公爽、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公适为之辅理，在内有贤妃邑姜为之赞助，故能使四海永清，垂拱而治焉，是有周得人之盛如此!孔子有感而叹之说道：“吾闻古语说，人才之生，最为难得，以今观之，岂不信然矣乎?盖自古圣圣相承，如唐虞交会之际，其时气运方隆，人才辈出，固极盛而无以加矣，自此以后，则惟我周为盛焉。唐虞固有五人，以赞成风动之功。我周亦有十人，以夹辅永清之烈，是我周真与唐虞比隆，而非夏商之所能及也。然数止十人，已为少矣，而中间有妇人焉，其实奔走御侮之臣，不过九人而已。以我周之盛而贤臣止于九人，岂不为难得哉?”然则，才难之一言，信乎其不诬矣。大抵得人固难，而知人与用人尤难，虞舜、武王惟其知之明而用之当，故能成天下之治如此。若知有未真，则取舍犹有所眩惑，用之未尽，则底蕴无由以展布，何以收得人之效乎?故知人善任，尤人君治天下之本，不可不慎也。
原文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今译 “周文王获得了三分之二的天下，仍然向殷朝称臣，周朝这样的德行，或许可以说是最为高尚的了!”
张居正讲评 服事是臣服敬事。孔子说；“人臣事君，固有一定之分，然使国家全盛，君德休明而为之臣者，能敬顺守职乃是常事，不足称也。惟殷纣暴虐无道，国柞日益衰微，文王发政施仁，人心日益归向，以天下大势计之，三分之内，二分都归于文王，盖有天下之大半矣。当是时以仁伐暴，以周代殷，特一反掌之间耳，乃文王则坚守臣节，以服事殿纣，初不以盛衰强弱二其心。则是时可为而不为，势可取而不取，非盛德之极，能如是乎?然则我周文王之德，其可谓至极而无以加者矣。”夫孔子之称至德者二，于泰伯则以其让天下，于文王则以其服事殷，皆所以明君臣之义，立万世之防，而惧乱臣贼子之心也，读者宜致思焉。
原文 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今译 孔子说：“对于大禹，我无法从他身上找到任何不足。他自己吃得不好，却将祭祀办得非常丰盛；自己穿得不好，却将祭服做得极为华贵；自己住得不好，却将全部的精力用于水利建设。对于大禹，我确实无法从他身上找到任何不足。”
张居正讲评 间是有罅隙可非议处。菲是薄。鬼神是天神、地祗、人鬼。恶字解做粗字。沟洫是田间水道，旱时蓄水，涝时泄水，以便百姓每耕种的。孔子说：“帝王之治天下，事无大小，莫不各有至当不易的道理。少有未合，人即得指其罅隙而议之。我观大禹所行的事，件件合宜，无一些罅隙可以非议。如饮食，所以养生。禹之时，九州作贡，王食非不足也，乃却珍馐而进粗粝，其自用之淡薄如此!至于奉祀郊庙鬼神，则牺牲粢盛，务极丰洁，又致其诚孝而无敢简焉。衣服所以蔽体，禹之时，玉帛万国，文绣非不足也，乃舍华绮而衣粗恶，其被服之朴素如此!至于临朝承祭所尚的黻冕，则服物采章务求尽制，又极其华美而无所吝惜焉。宫室所以居身，禹之时四海为家，非不可备壮丽之观也，乃安卑隘而戒峻宇，其自处之简陋如此。至于百姓每备水旱的沟洫，则又胼手胝足以经理之，而竭尽其力，不以为劳焉。夫礼，有所当丰，事有所宜俭。当丰而俭则过于陋，当俭而丰则失之奢。皆未免于可议也。今观大禹，他自己身上一些不肯享，用至于事神勤民，却又这等周悉。丰所当丰，而不可谓之奢；俭所当俭，而不可谓之陋。虽欲议之，曾何罅隙之可窥哉?”所以又说：“禹，吾无间然矣尸盖深赞其美，以示万世为君之法也。然孔子之称赞大禹，固以其丰、俭适宜，其实还重在俭德上。盖人之常情，奉身之念每厚于事神为民。而人君富有四海，其势又得以自遂其欲。故致孝鬼神可能也，菲饮食不可能也；致美黻冕可能也，恶衣服不可能也；尽力沟洫可能也，卑宫室不可能也。书称禹克勤于邦，克俭于家，盖必俭而后能勤。若一有奉身之念，则虽以天下奉一人而犹恐不足，又乌能勤民而致力于神哉?欲法大禹者，尤当师其俭德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