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他1957年“戴帽”时的心情，难过虽然也很难过，可他又说略有庆幸之感，否则这一辈子就太平淡了，没有一点波澜。这话虽有些苦涩，却也真的讲出几分生活的哲理。
人，来世间一场，总该留下几个脚印。成大师、当大人物、干大事业，自然算是给人世间留下了脚印。但那毕竟是少数精英的人生。一个普通人呢?我看走一段坎坷的道路，受一点人间的苦难，可能就给人生积累了财富，留下了脚印。逆境总会有的，人生就是进击。莎士比亚借用他剧中的人物说：“逆运也有它的好处，就像丑陋而有毒的蟾蜍，它的头上却顶着一颗珍贵的宝石。”
据说鉴真大师刚刚遁入空门时，寺里的住持对他不甚重视，让他做了谁也不愿做的行脚僧。鉴真心里不大痛快，住持也看出了几分。
有一天突然下起雨来，住持便请鉴真陪他在寺院周围走一走，边走边拍着鉴真的肩头说：“你是想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呢，还是想做一个光大佛法的名僧?”
鉴真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是瞅着脚面沉默无言。
住持笑了，然后问他：“你昨天是不是在这条路上散过步?”
鉴真点头说：“我常在这条路上散步。”
住持低头看看地面：“你能找到昨天留下的脚印吗?”
鉴真肯定地回答：“不能。昨天道路干燥，平坦坚实，踩不出脚印来。”
住持很满意鉴真的回答，接着问道：“今天下雨，路湿泥泞，能留下脚印不?”
鉴真的脚走在泥泞中，恰好一步一个脚印，便微笑着说：“已经留下了。”
住持非常满意，也非常高兴地告诉鉴真一个道理：“泥泞的路才可能留下脚印，世上芸芸众生莫不如此啊！那些一生碌碌无为的人，没经历过任何风雨，就如同走在干燥坚硬的路面上，什么东西也留不下啊！”
鉴真意识到了住持让他做行脚僧的用心，对这次“雨中行”也恍然大悟。
道理说穿了都很简单，可是真正按照这个道理去做人做事，就不那么容易了。
我曾经抱怨过自己的命运，8岁就在日本人的株式会社里当童工，11岁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虽没有到前沿阵地打过仗，但是“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围困长春”、“辽沈战役”……都算是参战者。
转业到地方以后，识字不多，却偏偏爱上了文学，并于1956年出席了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梦想成为一个歌唱新中国的诗人。可是，我不曾想过，文场也是战场，文学也同战争一样，有中弹倒下的时候。1957年，就是因为写了几首批评官僚主义的诗，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往日的荣耀统统离我而去，“红小鬼”于一夜之间变成了“黑小鬼”，被打入“另册”。后来“发配”西北，一去28年，直到1978年底才获得改正。
回想这一生也很有意思，11岁参军时，首长们都喊我“小鬼”。我不高兴，明明是个活人，为啥要喊我“鬼”呢?后来见凡是年岁小的，首长们一概叫他们“小鬼”。有人对我说：“叫小鬼是省略了一个字，应该叫‘红小鬼’。”后来叫常了，听惯了，慢慢也就习惯了，还觉得挺亲切。
1957年夏天，有人开始背地里称我“右派分子”了。我一百个想不通。我11岁参加革命，家庭出身好，父亲是革命干部，本人历史清白，没犯过错误，没受过处分，原本是“一张白纸”，怎么经过党的11年教育，倒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那几首讽刺诗，讽刺的都是坏人坏事呀!再说，国民党的战犯、中国的末代皇帝，本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可是经过改造、教育、感化，他们都拥护社会主义了，有的还当上了人民代表、政协委员、政协常委，这说明党很伟大，把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改造成拥护自己的人了。可是出身好、吃革命“奶”长大的红小鬼，怎么经过党的11年教育，倒成了右派分子?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是没读过书的穷孩子，革命部队把我培养成作家，国家还给了我许多荣耀，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缘故是什么呢?
不过我读了鉴真大师“雨中行”的故事，特别是我的逆境人生，使我在社会最底层生活了几年，饱尝了坎坷与辛酸，加深了对社会、对历史的感性认识，熟悉了各种人群，特别是底层大众的宽容与善良。这些都拓宽了我晚年的写作空间，开阔了我审视大千世界的眼光。我觉得我比同年龄、但阅历比我简单、经历比我顺利的人，写作的时间、内容、深度，都可能长些、广些、深些。有一位散文写得非常精彩的副刊编辑对我说：“你写那些有历史感的散文随笔，有沉重的时代的重量，真实可信，读了你的这些文章，有感同身受的体验。”
听来这是一句很平常的赞扬，可是我特别满足，我觉得这就是“命运的泥泞”给我的恩惠，它让一个平常的人也能留下几个脚印，也能给人们一些思索。
我这样说，并不等于人生需要冤假错案，冤假错案是一百个要不得的，它可能对人有一定的磨练作用，但是代价太高，不是一个让人有尊严的“学校”。制造过冤假错案的人要反省，要接受教训，尤其是不能赖账。社会在不断地进步，我希望再没有人去重复我的命运，也希望比我年轻的人，留下比我更美丽、更有价值的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