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学时，我的算术成绩在班里拔尖，特别对四则混合运算的应用题感兴趣，苦思冥想解出一道难题，就像征服了一座山峰，油然升腾起一种愉悦感，也使自己有了第一个理想：好好学习，当数学家。
未料想，小学毕业的1966年夏季，爆发了“文革”，大中小学停课了。直到1968年3月，才如愿以偿地进入中学。谁知是“复课闹革命”，没上几天课。刚刚记住了数学正负数和英语“郎离夫迟尔曼毛”（把英文“毛主席万岁”用中文标出读音来念），1969年8月就分配到了一家铁路工厂。
进厂填写《职工履历表》，“文化程度”不知怎么填：写初中？初中在校仅一年半，课堂学习不到半年；写小学？可我们明明是从中学分来的。后来统一规定都填了“初中”，但自己心里很虚。我的工种是电解工，为内燃机车的增压器生产动叶片。我决心要好好学习，当一名好工人——那年我16岁了。
为了当好电解工，我借来初中化学课本自学一些基础知识；为了学好机械制图，我利用公休日到红桥区旱桥附近的工人俱乐部参加制图学习班。这个学习班好像是自发形成的，有人愿意学，有人愿意讲，口口相传聚拢而来，不收一分钱。在四十年前的那个“阶级斗争”的年代，是什么人逆潮流、为我们传授文化知识？遗憾的是已不记得老师们的姓名和工作单位了，但制图知识使我受益终生。
随着“文革”结束、国家恢复高考，1978年又恢复了业余大学教育。这时，我已调到工厂宣传部工作。为了提高文学修养和文字水平，这一年我考进了河北业大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这可是纯业余学习，每周三个晚上，有时还要搭上半天公休。四年多披星戴月、风雨暑寒，顾不上花前月下谈情说爱，下班在单位吃完“热水就馒头”就匆匆赶往学校。
改革开放后，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我在工厂做了中层干部。为了增长经济知识、提高管理水平，九十年代我又先后参加了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经济管理大专班和大本班的学习，历时近6年。当时已四十多岁了，再加上工作忙，学习很吃力。一些学友缴械投降了，考试时做“小条”应付。我觉得学习不应是为混文凭（再说函授的文凭价值在社会上也是大打折扣的），而是为了真正增长一些知识和本领，提高自己的工作水平，于国于己都有益。因此我利用一切空余时间自学课程，包括接孩子放学的等候时间、父亲住院的陪伴时间……就这样终于完成了学业。
现在，快到退休年龄了。儿时的“数学家”之梦早已醒了，遗憾之余也有些许欣慰，毕竟把学习之梦付诸实践，不管在什么年代、不论是当工人还是做干部，结合实际不断学习，使人充实，使人进步，使人想事、干事、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