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很多次强硬地用父权来帮助我走上了正道。每到升学的时候我就有很多同学流失，他们基本上成了流氓或小偷。初中时有的同学当武警，当兵，还有的进了工厂。我妈妈觉得在银行工作特别好，就想让我去银行，我父亲说不行，他得考大学。我就按他说的考，果然没考上。我父亲其实也知道我考不上，我的数学成绩都没有超过15分的。最荒谬的一次，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道题，说贾樟柯你来做这道题。我不会做。老师非常意料之中地笑笑说，请问这是一道立体几何题还是一道解析几何题？我真的分不清啊！然后我们老师说，出去，就把我给轰出去了。我的中学数学老师想象我就是邮局门口蹲着的人。我们学校的小流氓都是蹲在邮局门口的，类似小武那种。这是他们对我的一个判断。
我第一次高考的志愿是我爸填的，填的是南开大学。因为我爸高考报的志愿就是南开大学，然后正好赶上“成分论”，没上成大学。这一直是他很大的一个情结。他不管我是不是倒数第一名，反正要填一个南开，就像父子都在做梦样。落榜之后我爸爸逼我去读补习班，我就说我在创作。我很叛逆的，高二先是热爱齐秦，后来又跳霹雳舞，头发到胸那么长。现在想起来非常荒谬：我的张狂已经都耗尽了，之后我能看到长头发下的幼稚，真的开始拍电影时我看了长头发艺术家就有点“哎呀算了”的那种想法。
高考落榜是1989年，过了那一年我开始想写东西。我觉得1970年前后出生的这些孩子对热情的探讨，对民主自由、公平公正这些问题的在意，都和那会儿有关。那段时间让我明白了一些现代精神。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方面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那一年之后我的表达变得自觉。1990年我写了一篇小说投给《山西文学》，当时我们那儿有一个老作家叫田中赞，他看了我的小说后说，这是个苗子。那年我去太原，参加了山西省作协搞的一个读书改稿班，全省十几个被认为有前途的年轻作家被集中在一起，一些编辑过来启发诱导一下我们，把我们作为山西作家的后备军。那时候有一种安排，就是我们写得再有一点成绩，就会让我们吃这碗饭了，包括可能变成太原户口，变成一个作家。
1991年，我看了《黄土地》。看完后我觉得真的找到一件想做的事情了，就是拍电影。之前我是风筝，爱干吗干吗。后来我跟田中赞说我想考电影学院，我想拍电影，他非常忧伤。
我愿意为电影输。电影学院考了3次，我没有想过放弃。那个时候我有一两个表兄弟开始做煤矿，不是黑煤窑，是真的批下来的，他们想拉着我一起干，我没去。后来广告业起来了，很多画画的同学开始做广告，也说咱们一起来，我也没去。从落榜到23岁考上电影学院期间，诱惑其实挺多的，有可能我对电影的热情一降低就变成开煤窑的了。我喜欢电影不是为了给生活带来转变。对我来说只有能拍电影和拍不了电影两种区别，是在精神层面上的。拍电影，内心的东西可以讲出来，会有很多旅行，世界会变得很宽，会有话语权，这些当时都不清楚。当时我觉得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考上，要么考到超龄不能再考。真考不上的话，我再回到原来的生活也能接受，不会太痛苦。我知道自己的底线是什么。
我后来拍《站台》，片头就写“献给我的父亲”。那时候我父亲还在世。
我的性意识大概在小学二三年级就有了，就是对异性天然的好感。初中开始谈恋爱，基本足秘密的，老师不允许，也不能让其他男同学知道，他们会觉得谈恋爱的男孩子比较面。那种感情的交流非常微妙，也非常敏感。
最美妙的是默契。比如两人有好感了，会发现每天会一起上学一起放学，一前一后，不约的，完全靠默契，骑着车没人的时候并排说两句话。这多感动人。如果中午上完操一打开文具盒，发现里面有块巧克力，那已经是严重程度的恋爱了。这种感情交流的方式对我后来的电影都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