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德沪译
我曾经撞死过一个女孩儿，那是1988年5月，我刚过18岁，离高中毕业还剩一个月。那天我开着车，右手前方有一个骑车的女孩。马路上有4条车道，我在最左，她在最右。我记得我打开了收音机。嘿，这是什么歌？把音量调大。接下来，骑车的女孩好像晃了两下，把自行车缓缓骑入机动车道，大概离我10米远。
突然，自行车猛地拐进左车道，我躲避不及撞了上去。她深褐色的头发非常清楚地出现在我的挡风玻璃上。一切都太晚了。我下意识地双臂抱头，猛踩刹车，但汽车还是以40公里的时速撞上了她。她的头撞到了挡风玻璃上，自行车冲上了车顶。
骑车的女孩叫席琳·兹尔克，那年她16岁，并将永远16岁。我认识她，我们在同一所中学，她上高一。我见过她穿着蓝色运动短裤打曲棍球，坐在餐厅外的水泥长凳上与朋友聊天……此时，席琳仰面躺在柏油碎石路上——一只手臂弯曲，一只脚压在膝盖下，双眉中间有一小块紫色马蹄形血迹。不知过了多久，我父亲赶到了。见到他的表情，我终于意识到这一切真的发生了——我撞死了一个女孩儿。
那天晚上回到家里，我居然睡着了——我知道我应该翻来覆去睡不着，或是被噩梦惊醒，或是根本不上床，穿着内衣蜷缩在黑暗的角落里（这一切都是一段时间以后我的经历）——可那天晚上我的确睡着了。在警察局，5位算得上目击者的车主一致认为我没有责任。我没有受到任何指控。第二天报纸这样报道：“不知什么原因，她把自行车骑进机动车道，立即被汽车撞倒。司机不可能躲避这次意外，根本没有可能。”下楼吃早饭时，父母给我看了那篇报道。我记得我想到了两件事：第一，我安然无恙，不会有牢狱之灾；第二，完了，我上报纸了，从此无处藏身。
起初，我对此事的反应，很大程度是对自己未来的担心——我会不会变成一个忧郁、心灵受过创伤的人。18岁前的那一周，我正憧憬着大学生活，谈恋爱，和朋友一起去冒险，然后开始工作。想想有可能失去这一切，我开始抽搐，害怕和恐惧一起袭来。但不久后，一种更深的焦虑与内疚包围了我：我想到了席琳和她的父母。
提到席琳的葬礼，我的记忆混乱了。站在教堂门口，我深吸了一口气，心脏像小鸟一样好像要跳出来：不要开门，离开这里，我是她父母、朋友最不想见到的人！不过，更正确的做法是现在推门进去，像个男人一样去面对，尽管从法律上讲我还不算一个真正的男人。父亲站在我身边，面无表情：一切取决于我。
我打开门，鞠躬致意——那是至今为止我做过的最难的事情。但我脸上的泪水泄露了我的害怕和不知所措，我感受到的很多，但能理解的很少，能够表达的更少。脸上的潮湿让我感觉好受些。我困惑、悔恨，不知道怎样面对席琳的父母。
她的父亲很壮，朝我走来，脚步轻得让人惊讶。他一边拉着我的手，一边试图想要说什么。过了很久，他说：“你是达林？”我紧张得几乎窒息。后来每当我想起这一幕，都会脸红：我的出现把事情搞复杂了，她父母悲痛之余，还要考虑如何对待我。对我，这可能是勇敢之举，但对他们来说，却是极其难过的。可除了来参加葬礼，我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该做的事。
席琳的母亲也走了过来。我记得她试图向我微笑，但脸上没有一块肌肉听她的话。接着，她的喉咙里发出一种声响：哭泣、叹息还是愤恨？她快速地抱了我，然后快速退回。“达林，我知道这不是你的错。他们都告诉我，这不是你的错。但我想让你记住一点，无论你今后做什么，都必须要比现在做得更好，因为你现在是为两个人活着。”她的脸上写满了痛苦，“你能向我保证吗？你一定要保证。”
两周后，我毕了业，离开了小镇。我如此渴望见到新面孔，中学里所有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大学里没人知道。第一学期，我看了许多物理学和心理学方面的书，阅读了大量的研究报告和数据。我在数字里找到了慰藉：以时速40公里行驶，如果自行车突然在前面3米多的地方出现，冲撞将在700毫秒后发生。人类的感知时间——不但看到危险，而且要理解危险——一般需要220毫秒；接下来，把脚放到刹车板上，这需要500毫秒。我似乎被这20毫秒的时差给开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