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讨厌那个警察，从外表就开始讨厌起。
秃头、凸肚，还有……狐臭。他的制服，从来没有平整过，不是少了扣子就是绽了缝。有一次，我妈好心地要他脱下来帮他补，他竟然穿着已然发黄、到处是破洞的内衣，腆着肚子和一堆矿工在树下喝起太白酒，配三文鱼。
听大人说，他和主管不合，不但老是升不上去，而且分配的管区，就是我们那个从派出所要走一个小时山路才能到达的小村落。
他没有太太。据说是在基隆河边淘煤炭时，不幸淹死了。不过，有个女儿，低我两个年级，她应该像妈妈，因为没她爸爸那么胖，长得还算好看。
这个女儿，经常是我们那边的人送他礼物的好借口。春末夏初，我妈会到隔壁村落挖竹笋。看到他就会给一袋，说：“炒一炒，给你女儿带便当。”
过年。全村偷杀猪，那种没盖税印的肉，我父亲甚至会明目张胆地给他一大块，然后一本正经地说：“这块死猪仔肉，带回去给你女儿补一补。”
父亲这辈子最大的缺点。就是好赌。每年至少有一次。妈妈因为赌博这件事，和父亲吵到离家出走，不是呛声要“断缘断念”当尼姑，就是要去台北帮佣，“自己赚自己吃”，最后，通常都是我按照她蓄意透露给别人的口信，去不同的地方求她回来。
有一次，我受不了，把这样的事写在日记上，老师跟我说，可以写一封检举信给派出所，要他们去抓赌。
老师特别交代说：“要写真实姓名和地址，不然，警察不理你。”
不知道是老师太单纯还是我太蠢。我真的写了信，趁派出所的服务台没人的时候，往上头一摆，然后跑开了。
两三天后的一个周末，下课回到家，我看到那个警察开心地跟父亲以及其他叔叔伯伯。在树下喝酒聊天，他一看到我，就说：“应该是他写的吧，没想到小小的个头文笔却那么好。”
他竟然把我那封检举信。拿给半个村子的人观赏。
我被父亲吊起来狠狠地打，叔叔伯伯还在一旁加油添醋地说：“这么小，就学会当抓耙子，该打。”
最后拦阻父亲并且帮我解下绳子的，也是他。从那时候开始，到我离家到台北工作，在那段时间里，我再也没正眼看过他一次。
再看到他，是将近二十年之后的事。
那时。父亲因矽肺经常住院，有一天，我去医院探视，打开病房的门，闻到一股浓烈而熟悉的狐臭味，不用说就知道，坐在父亲床边的那个老人是谁。
他笑着问我：“还认得我吗？”
我心里说：“要忘掉你，还真难咧。”
他得意地跟我说：“刚刚我还跟你父亲讲你写的电影《多桑》，我眼光真的不错，小时候就看出你文笔好。现在，不但在报纸上写文章，还‘写电影’，写得这么出名。”
最后一次看到他，是在父亲的告别式上。
那是一个台风天，跟大多数人一样，他全身湿透，比较特别的是，他还没拈香就先走到我的面前，嘴唇颤动好久，哽咽地说：“要孝顺你妈妈哦，你爸爸跟我说过，说他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妈妈……”
不知道是现场线香的味道太过浓烈，还是怎样，虽然靠我那么近，近到可以清晰看见泪水，顺着他深深的法令纹，流到下巴，我都没有闻到他身上有任何让人不舒服的异昧。
几个月前，我去一个大学演讲，结束的时候，一个孩子过来问我，认不认识某某某？他说，那个人是他的外祖父，就是当年害我被父亲吊起来打的警察。
他说，外祖父常放《多桑》的DVD给人家看，然后跟人家说：“那个警察就是我啦，那个吴念真记得我哦。”
他说，他外祖父死了，两年前的冬天。
出殡的前一晚，他们把《多桑》的DVD在他的灵前又放了一遍，因为外祖父曾经说，电影里的那些矿工都是他的至交，“万一那一天……他们一定会来帮我带路，跟我做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