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在其著作《理想国》第七卷的卷首，讲了一个著名的“洞喻”的故事：囚徒们一直生活在地洞里，他们的脖子和手脚都被捆绑着，不能活动，甚至不能扭头，眼睛只能看着洞穴的后壁。在后壁上，他们看到如同“皮影戏”一样的表演，认为这就是真实的生活。大家如此生活，并不觉得悲哀。有一天一个囚徒突然挣脱了绳索，回头看到“皮影戏”的操纵者，又走到洞口，见到了阳光。他庆幸自己摆脱了厄运，同时也为同伴们感到悲哀。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向同伴说明什么是真正的生活，但当他返回洞穴时，却遭遇了更大的困难——原来的同伴不相信他说的每一句话，他本人甚至有丧命之虞。
事实上，柏拉图的“洞喻”之说，是为其“哲人王”领导国家的政治蓝图服务的。柏拉图认为，哲学有“道济”世人的责任，要用哲人的心性、品质引领社会的精神风向，哲人与民众的关系是一种教化的关系。但事实上，哲学家的生活和民众的生活之间有难以消弭的裂痕，因此哲学家的人格和境界不为民众所接受。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就死于民众的审判。哲学家本人也无法找到合适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哲学家陷入“自作多情”的两难境地：一方面，他认为民众的生活是不幸福的，或是不符合德行的，他认为自己有责任领导民众改善这种生活；另一方面，民众并不认为哲学家的生活是健康的或是幸福的，并且不接受哲学家对自己生活的领导。
幸福方程式
赛利格曼是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在经过多年的研究之后，赛利格曼提出了一个幸福的公式：
总幸福指数=先天的遗传素质+后天的环境+能主动控制的心理力量（H=S+C+V）
赛利格曼提出这个有关“积极心理学”的公式，和他时年五岁的女儿有关。在他担任美国心理学会主席后的一天，他陪着五岁的女儿尼奇在院子里播种草籽。赛利格曼虽然写了大量有关儿童心理的著作，但实际生活中他与孩子并不太亲密，因为他平时很忙，有许多任务要完成，所以这个时候也只想快一点干完。尼奇却手舞足蹈，将种子抛向天空。赛利格曼叫她别乱来，女儿却跑过来对他说：“爸爸，我能与你谈谈吗？”
“当然。”他回答说。
“爸爸，你还记得我的五岁生日吗？我从三岁到五岁一直都在抱怨，每天都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当我长到五岁时，我决定不再抱怨了，这是我做过的最困难的决定。如果我做到不抱怨了，你可以不再那样经常郁闷吗？”
孩子的话让赛利格曼的心突然一震，他觉得自己有必要重新认识熟悉的孩子、熟悉的环境，甚至熟悉的自己。那一刻，他感到是孩子启发了自己。尽管自己是个心理学家，但并没有改变自己抑郁的气质；尽管尼奇只是个五岁的孩子，但她在努力矫正自己爱抱怨的习惯。培养尼奇意味着看到她的潜能，发扬她的优秀品质，培养她的力量。培养孩子不应总盯着孩子身上的短处，而应认识并塑造孩子身上的长处——他们拥有的最美好的东西，这些最优秀的品质将成为他们幸福生活的动力。
那一天，尼奇的话改变了赛利格曼。过去的五十年他都在阴暗的情绪中生活，而他决定从那天开始，让心灵充满阳光，让积极的情绪占据心灵。
魔鬼与天使
在柏拉图看来，人的灵魂或精神世界由三个部分组成：理性、意志和欲望。其中理性是人类独有的，因此是人身上最高贵的部分。理性追求的是最高的善，其中包含对于具有普遍性的真、善、美的理念的追求，这种追求属于精神追求。基于这种追求之上的幸福，就是理性幸福。欲望则让人能够满足生存需要，使人具有健康的身体作为理性的承载物。满足基本欲望的幸福，即感性幸福。意志的作用在于调节理性和欲望，使得欲望的发展不至于湮灭人性。真正的幸福，需要三者和谐，在和谐的状态下，人处于幸福之境。幸福被柏拉图赋予了道德的含义，即真正的幸福基于中正公允的社会正义，个人的幸福须得到社会的肯定。
所以，欲望主导下的人生，往往被天生的“魔性”所左右。在异化的历史上，原有的结构并没有完全被肢解，今天对于欲望与幸福关系的认识，与文明轴心时期并无太大差异。在原有的精神结构中，从欲望出发的感性幸福，成为幸福感构成要素中比重最大的部分；从心灵美德出发的理性幸福，成为调剂精神空虚感的一剂良药，而意志也成为欲望增长的催化剂。
强调“丛林法则”的社会，人性欲望中的自私、奢求、冒险、算计等因素，都可以成为获得感性幸福的途径，这些可能使人得到利益最大化，却无法让人寻求到理性幸福。从单纯的经济学角度出发，幸福（感性幸福）的获取，可以使用一个方程式来表达：
幸福=效用/欲望
幸福和人们的效用成正比，和人们的欲望成反比——效用越高，幸福度就越高；如果欲望很强，幸福度就会下降。同时，如果经济的增长能满足个人欲望的提升，即经济效用和欲望是和谐的，那么这个人也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