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怀念
人一生中值得怀念的人和事可能很多，但在我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除了我的祖母和父母外还有三个人，他们在我人生打基础的过程中，曾经给了我很多的教育和帮助，使我终生难忘。他就是李凯国、刘桐轩、路守才三位老领导。是我走上工作岗位以后，在工作中才认识的。
李凯国同志参加过举世闻明的长征，是一位南北征战，身上多处留着敌人枪弹痕迹，是一位资历很深的老红军战士。他的夫人赖清林同志，也是一名老红军战士，同他一起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我在学校读高中时，她来学校给我们作过报告，那时我就认识了这位不凡的老红军战士。后来，在我任县团委书记期间，我还请她给团员青年作过革命传统教育报告。这样我熟悉了赖清林同志。李凯国同志当时是固原军分区司令员，固原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时，自治区批准李凯国同志担任了革委会主任，整党开始后，他又担任了地区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后又担任固原地区党委第一书记。在那个社会动乱的年代里，他力挽狂澜，平息杨河叛乱，加强回汉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建立基层政权和各项规章制度等诸多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是一位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老领导、老前辈。1988年授于他‘国家二级红星功勋荣誉奖章，’他和夫人赖清林同时荣获国家颁发的‘金婚佳侣荣誉奖’。
记得我一九六九年五月入党时，他作为上级党组织的负责人，还找我谈过话。在我的入党志愿书中，上级党组织负责人谈话和批准栏内，都是由他签名盖章的。我在县上工作时，他经常来县上参加一些重要会议，检查指导工作。他工作深入，作风民主，说话和气，有时还大家开上几句玩笑，是一位非常受人敬重的老前辈。
记得我在三营区委任书记的那年初夏，他到三营检查工作时，我正在处理老百姓和军分区农场争水浇地纠纷。群众与分区农场职工闹的不可开交，谁也不让谁，老百姓把分区农场职工好几个人都推下了水渠，掉进了水里。把农场的灌溉水渠闸死，不让灌地。司令员来后首先下令分区农场不许与老百姓抢水，暂停了农场的灌溉，然后给我们确定了“先下游，再中游，后上游”的灌溉顺序，顺利地解决了多年抢水灌溉的难题。
“四人帮”打倒之后，在我受到冲击时，我一时想不通，到军分区去找他，他对我耐心的开导，要我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群众。他说，你一个青年娃娃有多大的问题，又不是“四人帮”的死党，你怕什么？只要把群众提的问题讲清楚了，群众和组织是会谅解你的。我听了他老的话，此后认真的反思自己，积级配合组织查清问题，最后我没走向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取得了广大群众的谅解。
后来，李凯国同志调离了固原，到宁夏军区任副司令员，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以后，我从电视，报刊上看到他的消息，但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本人。十几年后的一天中午，我突然从报纸上看到他逝世的消息，使我十分悲痛。我默默祈祷这位革命老人一路走好，愿他在天之灵扔然关注着西海固大地。
对于这位身经百战，批准我入党，指导过我工作，为我指点迷津的老将军，老领导，老前辈，我永远是不会忘记的。
在我人生的道路上，还有一位使我永远难忘的老领导，他就是原固原县委副书记刘桐轩同志。他是一九四零年参加革命工作的一位老同志，他的父亲刘震寰是一名具有传奇色彩的回族领导干部。他193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起先后任冀南抗日第六军分区六大队指导员，沧县六区区长，津南支队六大队队长，冀鲁边区回民抗日救国总会武装部长。1940年与王连芳创建冀鲁边区回民支队（后改为渤海回民支队）任支队长和青城县县长。抗日战争胜利后率渤海回民支队挺进东北，建立东北民主联军回民支队，任支队长兼党委书记。多次与日军作战，叱咤风云，建立赫赫战功。1949年5月，全国解放前夕，他领导的回民支队改编为铁道兵团第二师后，任师长兼衡阳铁路局副局长。他一边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一边抢修被敌人破坏了的铁路线，为解放大军歼灭国民党残部提供道路运输保障。朝鲜战争爆发后，他积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抗美授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率二师广大指战员入朝作战，指挥铁二师在朝鲜青川，大同江一带与美军作战两年之久。抗美援朝胜利后，志愿军归国后，他又根据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从铁道兵抽调回族干部，参加地方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先后任甘肃省委统战部副部长，西海固回族自治州成立后，曾任自治州党委副书记、书记等职。为西海固地区的建设和社会稳定，为民族团结事业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后，他又先后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委秘书长，自治区民政厅厅长，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长，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以后，他被中央批准进入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担任副主任。1971年12月28日，因病去世，年仅59岁。1970我去北京看病时，还是这位老领导叫卫生厅给我开的介绍信。他的儿子刘桐轩，1940年8月参加革命，194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在回民支队任宣传员，解放战争时期在渤海二分区回民支队任指导员。曾参加过1942年的反扫荡和1948年的济南战役阻击战。因作战勇敢，曾多次受到上级的嘉奖。全国解放后，1954年调任甘肃省检察院检察员，1955年任临夏市检察院检察长，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后，调宁夏公安厅侦察科任科长。文革中受冲击，1969年调固原县任中共固原县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在固原工作的11年时间里，他勤政廉洁，一尘不染，两袖清风，亲民爱民，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疾苦当作自己的疾苦，为固原老百姓办了许多实事好事。他常常拖着疲惫的身躯，手拉一根木棍，步行下乡，了解民情，体察民意，解决民难，深受老百姓的爱戴。他走遍了固原县的山山水水，沟沟岔岔，村村寨寨，那里应该打坝畜水，那里应该修地造田，那里应该急需修路。解决老百姓的饮水难，行路难的问题，他都清清楚楚，时刻记在心中，并不断提出解决方案组织实施。他是一个心中只有人民，没有自己的好书记，他是一名淡薄名利，一心为公的好公朴，他的脚印遍布固原山川，他的身影进过千家万户。用老百姓的话说，“这样的好书记，我们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六七十年代，县上的财政十分困难，每次召集基层干部来县上开会，他都不去招待所吃会议饭，在他的倡议下，以后县上召开乡镇干部会议时，凡家住城里的干部，一律不在招待所吃住。目的是尽力减少县财政的会议支出，把钱用到最需要的解决民生方面去。
刘桐轩同志一家人，只有他和爱人张秀文两个人工作，工资收入并不富裕，但他下乡工作时，每当遇到家庭十分困难的群众时，他都拿出钱来帮助这些群众共度难关。
他勤政廉洁，一尘不染，两袖清风，不贪不占。他的妹妹刘苗苗，弟弟刘桐渤，儿子刘华利、刘华岳，女儿刘玲娜，都曾在固原上过学，待过业。但是他从未为自己的弟妹、儿女安排过工作，谋过私利。他是一个心中只有人民没有个人私利的好书记。他的妹妹刘苗苗曾在固原中学读过高中，后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是一名导演，她对固原这片土地，同样具有深厚的感情，曾在固原亲自导演拍攝过电影《杂嘴子》。听她侄女刘玲娜告诉我，她很怀念固原这片热土和人民，她想着还要回固原走走看看，再在固原拍一部反映固原人民的电影，回报固原。我热切的期望着她的这一愿望的实现。
刘桐轩书记的爱人张秀文也是一位老同志，1942年参加工作的，曾经在固原县担任过商业局的副局长。弟弟刘桐渤，离开固原后，考入了北京大学，是一位法学硕士，曾在中国外贸部门，加拿大魁北克驻北京代表处从事国际经济、文化项目管理策划工作。2008年8月起，任英国伦敦发展署伦敦市长办公室驻北京首席代表。他们这些从固原走出去的人，都已成长为对国家有用之才，这是固原的光荣，是对他父亲刘震寰和哥哥刘桐轩的安慰。
刘桐轩书记，他还是一位对同志十分关爱的人。记得1969年冬天，我有一次下乡工作期间，晚上住在黑城公社，煤烟中毒，生命垂危，那时交通非常不便，公社把电话打到了县上，就是这位老领导半夜叫醒了司机师傅，派车将我接回了县城，送进地区医院抢救了过来。后来，我又患了腰疼病，到处求医，检查不出病因。一次，他要到自治区去开会，又将我送到了银川，在区附属医院找到范楠医生，后经范楠医生介绍给了天津下放医生陈世俊检查确诊后，由天津下放医生郑立高大夫给我做了手术，才得以治愈。文革后期，他调到了银川市工商局担任副局长。离休后，他患了重病，在他患病期间，我曾两次到银川去看望过他，2004年他因病去世。哪是他离开人世前我与他的最后一次见面。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七年了，回想起他那对人和蔼可亲，说话总是面带笑容的表情，时常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对于这位对我有过救命之恩的老领导，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路守才，山东省济宁市鱼台县人，1923年生，1938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解放海南岛和黑山阻击战中，身体多处受伤，身上至今还多处留有敌人枪弹的伤痕。多次立功受奖。文革前他在国防部二院工作，1965年他所在部队集体转地方后，他调任吴忠县人民武装部政委。1969年秋从吴忠调到固原县人民武装部任政委、县委副书记。是一位“三八”式的老革命。在县委工作期间，他作风民主，关心群众饥苦，经常深入农村，调查研究，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存在的实际困难。在全县农田水利建设大会战中，他不顾自己身上多处战争留下的伤病，身体力行的参加生产劳动。他勤政廉洁，不贪不占，不谋私利。他在县委分管组织工作，从未给自己的子女在县上有关部门安排过工作。也未有过因私事占用过公家的车子。1974年春节前夕，二女儿去银川途中出了车祸，夺走了她年轻的生命。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失去自己最爱的亲人。一个父亲失去了自己的亲生骨肉，这对他是多么巨大的打击，可是他把痛苦和悲伤深藏于心中，强忍自己的悲痛，继续坚持工作，没有因此而停止工作一天。但是，他对别人家中的一事一难记在心中，尽力给予帮助解决。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九日，我的妻子到了临产期了，因我当时正在乡下忙于工作，妻子到县委找路书记告我的“状”，说我一个多月时间都未回家了，她快要临产了，身边无人照顾。路书记听后，耐心的安慰了我的妻子，并在当天晚上给我打来了电话，要我放下手头的工作，第二天立即返回家中。当我九月三十日下午回到家中时，妻子已经肚子痛了三天了，一个人在家中，已经有三天时间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睡过一夜觉，无奈她去找了路书记。三十日半夜，肚子又痛的难忍，我急忙用自行车推着她来到了县妇幼保健站，经过一番痛苦的折腾，终于在午夜生下了我的女儿。因为是九月三十午夜出生的，恰逢天明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之际，所以我给女儿取名为“丽华”。假若要不是路书记打电话摧我回来，妻子怎么一个人孤苦零丁的度过那个危险的分娩之夜？如今三十年已经过去了，我和家人常常感谢他。1984年路书记从固原县人武部离休后，兰州军区将他安排到了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兰州军区干休所，在那里安度晚年。固原许多到烟台出差的人，都曾去看望过这位曾在固原忘我工作过的老领导。他对看望他的人说，固原是他的第二故乡，他常常梦里仍在那里工作。可见他对固原人民的感情是多么的深厚。1995年4月5日因病在烟台逝世，走完了他长达72年的革命生涯。2011年4月15日在路书记逝世16年祭日之际，我给他的爱人王绪梅打去了长途电话，对她表示慰问，对这位曾在工作，生活等诸方面关心和帮助过我的老领导表示永远的怀念。
如今三位老领导工作过的地方，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他们都已离开了人世，但是，他们曾对我的关怀，如那蜜果一般，渗透我的心田，只要奔腾不息的黄河水不干，我对他们的思念也永远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