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要去成都出差，前一天在网上与一位很熟悉的朋友（女的）聊天。
她问我：到成都做什么？
我回答：玩。顺便办点事。
她很自然地开玩笑：玩女人？
我也半开玩笑地回答：顺便和女人一起玩，不叫玩女人呀。
晚上睡觉时，我突然想起这个对话，越琢磨越不对。为什么她会自然地把女人定位成“被玩的人”呢？
不少女生常常情不自禁把自己定位成这样的角色，然后心安理得地愤怒、忧伤、愁怨。仿佛生来注定就是要做悲情的角色，垂泪看花落，漫步空城，顾影自伶。这似乎也是东方审美的一种情趣，忧伤的前缀，竟是“美丽”，约定俗成，司空见惯。
仿佛条件反射地一“爱”就“唉”，一声叹息，一生病态。幽怨做“爱人”就做“诗人”，而诗人多是艺术的“怨者”，文字的“怨妇”“怨夫”。所谓“牢骚”宜于散文，而“忧伤宜于诗”，“诗是关于忧伤的奢侈”，都是中国文学传统里一个固定套路，好端端过着闲适日子的人一做诗就情不自禁“伤春”“悲秋”……
在现代社会，这种“牢骚诗”演变成了“苦情歌”。
“太委屈……我对情对爱，全都不曾亏欠你……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
“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到底我是做错了什么，我的真情难道说你不懂……”
还有更贱的：“你身上有她的香水味，是我鼻子犯的罪。不该嗅到她的美，擦掉一切陪你睡……”
这些歌词在KTV点唱率很高，很多人都爱唱，觉得心旷神怡、深情无限。
其实，这种歌词深处，表达出来的情绪状态在心理学上称为“受害者思维”。这是一种消极的应对问题方式，本质上是一种逃避心理。人总会本能地唾弃“被挞伐的狠角色”，犹豫地放弃“被尊敬的好角色”，然后顺水推舟扮成“被同情的角色”。
现实实生活中，很多人明明觉得自己为人处世真诚友善，可遇到问题还是常常被人冷淡、误解甚至作为攻击和发泄对象最后，他们陷入埋怨、懊恼的情绪之中，感叹“苍天没眼”。
这个世界的确如此不完美，我们可以见到很多自认为“生活不幸”的人，他们满脑子的“受害者思维”，总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人。于是，他们必须找人来听自己诉苦，听自己讲“凄惨故事会”。
如果一个人在网上购物被骗了，他会和同学或身边的朋友倾诉，一起讨伐那个无良的商家是多么可恶；如果一个女生失恋了，她的女伴会集体聚集起来，陪她喝酒，说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如果一个人上午被老板骂了一顿，他很快就会和几个同事互相吐槽，成立受害小队，他们在中午聚餐，主要任务是在一起讨论自己的老板有多变态……
刚开始，大家或许都会怀着善良的心听着他们一遍遍讲述着关于这个人的“凄惨故事会”，然而，时间长了或者总是一遍遍地重复，这个人就会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似的一味地怨天尤人，那随之而来的是朋友的远离和亲人的负气，更多的是会影响自己再次选择幸福。
中国真是一个盛产怨妇、怨夫的国度。不论电影里小说里还是现实生活里，总能看到一群群女人淌着眼泪拖着鼻涕说：“你这个没良心的……”两口子吵架了，不论是谁有理谁无理，她寻定是哭到稀里哗啦：“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跟单位同事意见不合，回过头来他一定愁眉不展怨天尤人：“为什么他们全都欺负我？！”一点点小事，他能联想发挥到极限；些许小矛盾，她能夸张到无限大。总之，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天下人全都负了我！
一旦“受害者思维”弥漫，不仅会使生活变得不晴朗、不快乐，还会使我们习惯性地拒绝反省自身的责任，总觉得自己很无辜，然后理直气壮地要求别人承担责任和义务，甚至内心变得狭隘。本想以退为进，仿佛也省事。却把自己的角色囚禁在一个尴尬的弱者、病者的位置上。唉，还有什么比当一个弱者更悲哀的？不仅悲哀，伤害自己，还绑架他人。
台湾著名作家琼瑶的处女作小说《窗外》发表后，大获好评，并搬上了银幕。父母在电影公映的第三天去看了电影。看完之后，母亲瞪着眼睛看着琼瑶。琼瑶回忆道：世上再没有那样的眼光，冷而锐利，是寒冰，也是利剑。不知瞪了多久，母亲狂叫：“为什么我会有你这样的女儿？你写书骂父母不够，还要拍成电影来骂父母！你这么有本事，为什么不把我杀了？”琼瑶“扑通”跪下了，抓注母亲的旗袍下摆，泪如雨下。母亲啊，为什么要博得你的欢心，是这样的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