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关系为何由友好转变为敌对1978年我被派往越南去当大使，而那时两国之间的火药味极浓。
原来中越关系极为友好，从1950年到1954年越南抗击法国的胜利是在中国的支持下取得的，后来又在中国的帮助下获得了独立和国际上的承认。1961年美国插手越南，越南是在中国的大力支持下，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这几十年间，中越关系是“同志加兄弟”。
期间中国派驻越南的大使是受欢迎的。在抗美救国战争中，中国人的鲜血洒在越南的土地上，所以称中越之间的友谊是用鲜血凝成。中国大使在越南不只受到热情款待而且在越南人民中受到了尊敬和爱戴。
轮到我去当大使时，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在1975年打败美军统一南北越之后，越南军队的枪口却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对准了中国，声称中国成了它北方最大的敌国。它在两国边境上不断制造事端，挑起冲突，抢占中国领土，毁烧房屋，使中国居民不但不能正常生产、生活，而且生命也受到威胁。在中国政府一再建议下，1977年中越两国召开了边界谈判，在会议桌上越方提出中国不能接受的无理主张。越南一面谈判，一面却以突然袭击方式侵占了中国南沙群岛的六个岛屿。在中断了中越边界谈判后，越南打着恢复历史边界原状的口号，欺骗越南人民，有组织、有计划地在中越边界大量制造事端，不断以武力侵占中国领土。中国政府采取了克制态度，主张用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对入侵的越南人员进行说理劝阻，不对打，不对骂，不开枪，甚至在越方打死中国人员时，中国也没有还击。但是这种忍让和解的态度，被越南认为是软弱可欺，于是在边境上大干起来，加紧进行军事部署，驱逐华侨，在边界上制造流血事件，仅1978年上半年内竟打死打伤中国边境军民300余人，真是欺人太甚！
中国政府对越南这种越界挑衅、枪杀中国人员的侵略行径，一再提出抗议和警告，越方置之不理，乃使中国政府提出要加以“惩罚”的警告，中越关系日益紧张。我就是在这种双方剑拔弩张、火药味极浓的情势下去越南当大使的。
临行河内前感觉到火药味
当我接受去越南当大使任命时，我知道这是个艰难的任务，很可能不会长久。作为大使应该谋求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国争端，而我知道以当时两国关系及双方决策人的言论来说，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是很难的，我是无能为力的，我要作可能发生武装冲突的准备。对一个当大使的人来说这是他最不愿看到的形势。
所以我在去河内前先去广西，由广西自治区派人陪同我去沿广西与越南接界处，从睦南关直到北海与越南海上接近地察看了一下。昔日双方来往的睦南关口现在已无人走动，通越南的火车停了，站台上冷冷清清。关上两边山峰丛林中双方都埋伏有不可估量的火力。东兴与越南老街只一水之隔、一桥之通，当年从桥上或涉水（白伦河平时水不深，涉水可过）而来上千的越南边民在东兴镇上做生意，互通有无的繁荣景象，现在没有了，桥从中间断了，河上无人无船了。东兴县的同志告诉我，在越南与美国、南越军队作战时，东兴不只是他们的后方，而且是他们的避难所，被敌军追击时他们就跑过来了。我在沿边境看到的，在许多地方中越边界只隔着一条小沟，不用说跳，只用跨一大步就过来了，他们那边没有居民，只有武装人员活动，而我们这边民宅遍布，甚至有小型工厂。地方同志说，打起仗来，我们虽然地势不利，但有准备。沿途所见，双方虎视耽耽，战火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中国大使处处受冷遇
大使馆是国家派出机构，它应当作为国家的耳目，了解驻在国的情况，特别是两国关系及与本国有关的动向，及时报告本国政府。这点是当一个大使应该做到的。但是当我到河内后，却被一层冰凉的围墙包围起来。
新到任的大使首先应到驻在国外交部，送交国书及颂词的副本，商谈递交国书事宜，然后由其外交部安排呈递国书时间及程序，这些都是国际惯例。那时越南国家主席是孙得胜，礼宾司的官员告诉我他因年迈不能接受我的国书，改为副主席阮友寿接受。当我按照他们规定的时间向阮友寿副主席呈送国书、行完仪式后，他同我的谈话是冷淡、谨慎和短暂的，面部毫无表情。其实阮友寿在南方抗美时，受到中国极大的支持，他原来对中国是极为友好的，现在受到了政治上的影响。对于一个原来友好国家的大使，不显示友好只有冷淡待遇。这就是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