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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语评书唐太宗李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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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语评书唐太宗李世民

粤语评书唐太宗李世民

格式:MP3
状态:完结
语言:粤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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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粤语评书唐太宗李世民简介: 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8年1月28日【一说599年1月23日】-公元649年7月10日),祖籍陇西成纪,是唐高祖李渊和窦皇后的次子,唐朝第二位皇帝。李世民少年从军,曾去雁门关营救隋炀帝。唐朝建立后,李世民官居尚书令、右武候大将军,受封为秦国公,后晋封为秦王,先后率部平定了薛仁杲、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等军阀,在唐朝的建立与统一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自己的兄长太子李建成、四弟齐王李元吉及二人诸子,被立为太子。唐高祖李渊不久被迫退位,李世民即位,年号贞观。李世民为帝之后,积极听取群臣的意见,以文治天下,并开疆拓土,虚心纳谏,在国内厉行节约,并使百姓能够休养生息,终于使得社会出现了国泰民安的局面,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为后来唐朝一百多年的盛世奠定重要基础。公元649年7月10日(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己巳日),唐太宗李世民因病驾崩于含风殿,享年五十二岁,在位二十三年,庙号太宗,葬于昭陵。李世民爱好文学与书法,有墨宝传世。李世民于公元598年(隋文帝开皇十七年)农历十二月戊午日(一说公元599年,开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日),出生在今陕西武功的李家别馆,父亲是时任隋朝官员的李渊,母亲是北周皇族窦氏。李世民4岁的时候,家里来了一位自称会相面的书生,对其父李渊说:“您是贵人,而且您有贵子。”当见到李世民时,书生竟说:“龙凤之姿,天日之表,等到二十岁时,必能济世安民。”李渊便采“济世安民”之义为儿子取名为“世民”。童年时代的李世民聪明果断,不拘小节,接受儒家教育,学习武术,擅长骑射。公元613年(隋炀帝大业九年),李世民娶高士廉的外甥女长孙氏为妻。公元615年(大业十一年),李世民参加云定兴的军队,去雁门关营救被突厥人围困的隋炀帝。公元616年(大业十二年),父亲李渊出任晋阳留守,李世民跟随到太原并随父多次出征,平服发生在今山西省内的各种叛乱和抗击东突厥人的入侵。公元617年(义宁元年),李世民鼓动父亲李渊起兵反隋,是为晋阳起兵。李渊封李世民为敦煌郡公、右领军大都督,统帅右三军,起兵攻入长安,并且灭隋。李世民官拜光禄大夫、唐国内史,徙封秦国公,食邑万户。公元617年(义宁元年)农历十二月,李世民为右元帅,徙封赵国公,率兵十万进攻隋朝的东都洛阳,不克而还,设三路伏兵于三王陵,击败隋将段达。公元618年(武德元年)农历五月,李渊废黜杨侑,称帝,改国号为唐,封李世民为尚书令、右翊卫大将军,进封秦王。唐朝建立后,疆土只限于关中和河东一带,尚未完全统治全国,因此,李世民经常出征,逐步消灭各地割据势力。自公元618年(武德元年)起,李世民亲自参与四场大战役。其一,破薛举,浅水原之战平定陇西薛仁杲(薛举之子),铲除了唐朝来自西方的威胁。其二,击败宋金刚、刘武周,收复并、汾失地,巩固唐朝的北方。其三,在虎牢之战中,一举歼灭中原两大割据势力:河南王世充和河北窦建德集团,使唐朝取得了华北的统治权。其四,重创窦建德余部刘黑闼和山东的徐圆朗。自此李世民威望日隆,尤其是在虎牢之战后班师返京时,受到长安军民的隆重欢迎。公元621年(武德四年)农历十月,封为天策上将,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位在王公上,食邑增至三万户。李渊又下诏特许天策府自置官属,李世民因此开设文学馆,收揽四方彦士入馆备询顾问,文学馆与秦王府相结合,俨然形成一个小政府机构。太原起兵是李世民的谋略,李渊曾答应他事成之后立他为太子,但李渊建立唐朝后,立李建成为太子。天下平定后,李世民功名日盛,李建成随即联合李元吉,排挤李世民。李渊的优柔寡断,也使朝中政令相互冲突,加速了诸子的兵戎相见。长兄皇太子李建成知道李世民终不肯屈为人臣,而李世民也认为是自己奠下唐朝开国的基业,遂与李建成、四弟齐王李元吉猜忌日深,两派大臣之间互相倾轧。李建成曾经下毒谋害李世民。其中宰相裴寂、谋士王珪、魏征、东宫卫士将领薛万彻等追随李建成、李元吉。秦府谋士杜如晦、房玄龄,将领秦叔宝、尉迟敬德、段志玄、侯君集、王君廓等跟从李世民。宰相陈叔达、朝臣长孙无忌等暗中支援李世民。其余将领李靖、徐世勣,大臣宇文士及等保持中立。公元626年(武德九年),突厥侵犯唐边境,李建成向李渊建议,由李元吉做统帅出征突厥。在太子的东宫中担任率更丞(主管计时的官员)职位的王晊,已被秦王李世民收买,成为李世民在东宫的眼线,他悄悄告诉李世民:“李建成想借此控制秦王的兵马,并准备在昆明池设伏兵杀秦王。”于是李世民决定先发制人。公元626年7月2日(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庚申日),李世民在帝都长安城宫城玄武门附近射杀皇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史称“玄武门之变”。事后,李世民杀李建成、李元吉诸子,并将他们从宗籍中除名。李渊让出军政大权给予秦王李世民,三天后(六月初七癸亥日,公元626年7月5日),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下诏曰:“自今以后军国事务,无论大小悉数委任太子处决,然后奏闻皇帝”。公元626年9月4日(武德九年八月初九甲子日),李渊退位称太上皇,禅位于李世民。李世民登基为帝,次年改元贞观。因隋末战争而人口锐减,公元628年(贞观二年),唐朝只有二百九十万户人口,经李世民君臣二十三年的努力,社会安定、经济恢复并稳定发展,至公元652年(唐高宗永徽三年),人口达到三百八十万户,奠下了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年间大唐盛世的基础,史称贞观之治。公元643年(贞观十七年)四月,太子李承乾以谋反之罪被废,唐太宗遂将其第九子晋王李治立为太子,并对太子严加教管。晚年李世民著《帝范》一书以教戒太子李治,总结了他的施政经验,同时自评一生功过。公元648年(贞观二十二年)正月,唐太宗将他撰写的《帝范》十二篇颁赐给太子李治,并对其告诫说:“你应当以古代的圣哲贤王为师,像我这样,是绝对不能效法的。因为如果取法于上,只能仅得其中,要是取法于中,就只能仅得其下了。我自从登基以来,所犯过失是很多的: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所有这些,都是我所犯的最大过失,千万不要把我作榜样去效法。”公元649年(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生病(一说是服用天竺长生药导致暴疾),医治最终无效,命李治到金掖门代理国事。公元649年7月10日(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廿六己巳日),太宗驾崩于终南山上的翠微宫含风殿。初谥文皇帝,庙号太宗,葬于昭陵。公元674年(唐高宗上元元年)加谥文武圣皇帝,公元749年(唐玄宗天宝八年)加谥文武大圣皇帝,公元754年(天宝十三年))加谥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李世民即帝位不久,按秦王府文学馆的模式,新设弘文馆,进一步储备天下文才。李世民在位期间,积极推行了府兵制、租庸调制和均田制,并加强科举制等政策。鼓励群臣批评他的决策和风格。其中魏征廷谏了200多次,在朝堂上直陈皇帝的过失,在早朝时多次发生了使李世民尴尬、下不了台的状况。晚年的李世民因国富民强,纳谏的气度不如初期,偶尔也发生误杀大臣的遗憾,但是大致上仍克制、保有纳言的风范。贞观时期在李世民的治理下,社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630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632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633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633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较少,中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挺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揣,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公元628年6月3日(贞观二年四月二十六壬寅日),朔方人梁洛仁杀夏州割据势力首领梁师都,归降唐朝,唐朝统一全国。公元630年(贞观四年),李世民令李靖出师塞北,挑战东突厥在东亚的霸主地位。唐军在李靖的调遣下,灭亡东突厥,李世民因此被西域诸国尊为“天可汗”。平定突厥之后,太宗继续经营西域,先后多次用兵。公元634年(贞观八年),吐谷浑寇边,太宗派李靖、侯君集、王道宗等出击,次年吐谷浑伏允可汗逃入沙漠,后为国人所杀,太宗另立吐谷浑国王。公元639年(贞观十三年),太宗以高昌王曲文泰西域朝贡,遂命侯君集、薛万彻等率兵伐高昌。次年,高昌王病死,其子智盛继位,投降唐朝。太宗于是在高昌首府交河城置安西都护府,西域各国皆到长安朝贡。公元645年(贞观十九年)二月,唐太宗以高句丽摄政弑主虐民为由,亲率六军,从洛阳北进,率兵攻打高句丽。但东渡辽水以后,由于遭到高句丽的顽强抵抗,唐军在安巿城(今辽宁海城南营城子)久攻不克,加之气候转冷,草枯水冻,粮草不继,兵马难以久留,只得下诏班师。在这之后,唐太宗对高句丽的进攻仅维持在一些小规模的突袭。公元645年(贞观十九年),薛延陀首领多弥可汗拔灼开始和唐朝大军作战。公元646年(贞观二十年),唐军反击并打败拔灼后,薛延陀的附庸回纥出兵,将他杀死。拔灼的堂兄伊特勿失可汗咄摩支向唐军投降,薛延陀灭亡。李世民在经济上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使农民有可能安定生产,耕作有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重视农业,减轻农民赋税劳役。“戒奢从简”,节制自己的享受欲望;革除“民少吏多”的弊政,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贞观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不歧视商业的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李世民将眼光放到很远。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象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扬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凉州。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自汉开辟的“丝绸之路” 一直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唐朝疆域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稠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稠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贞观初年,李世民诏令在全国范围内收集图籍,在弘文殿聚四部群书20余万卷,在弘文殿旁建“弘文馆”以储图籍。并任命虞世南、褚无量、姚思廉、欧阳询等充任学士,以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等著名学者、硕学之士相继为秘书监,主管国家的图书馆和藏书事业,选五品以上工书者为书手,又在弘文馆设立检校馆藏的官员,将缮写、整理、校勘图书,藏于内库,以宫人掌管。官府藏书机构除“弘文馆”外,另有“史馆”、“司经局”、“秘书省”和“崇文馆”等,其藏书质量和数量远远超过前代,史称“群书大备”。晚年因连年用兵,营造宫殿,杂税日益苛重。唐王朝建立之初,东有稽胡的扰边,西有吐谷浑的威胁,北有突厥的侵袭,尤以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突厥武装曾直逼唐廷首都长安(今西安)的近郊,成为当时的主要威胁。李世民即位后,经过三、四年的认真努力,国家的经济实力有了明显的好转,政权得到一定的巩固,便对突厥的骚扰从防御转入反击。但是同时它周边的少数民族采取怀柔政策。公元626年(武德九年)九月,即位伊始的唐太宗说:“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公元627年(贞观元年),又说:“朕以天下为家。”公元644年(贞观十八年),又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公元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又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唐太宗的这种认识和思想,显示了处理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的仁和宽厚的胸怀。在这种思想和胸襟指导下,贞观时期推行了十分开明友善的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政策。公元630年(贞观四年),唐朝灭亡东突厥汗国后,没有采取历史上惯用的分离肢解措施,而是采取了“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之策,尊重和保留突厥的社会组织和风俗习惯,在东起幽州(今北京)西至灵州(今属宁夏)一带,设置了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妥善安置归附突厥降户,又在突厥原居地设置了定襄、云中两都督府对突厥留居民众实施管理。这些都督府的都督均由突厥本族首领担任,可以世袭,创立了新的羁縻府州制度。开明友善的政策很快就取得了良好成效。公元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被回纥等族拥戴为“天可汗”,成为各族的共主和最高首领,各族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建立了一条“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从此以后,“以玺书赐西域、北荒之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诸蕃渠帅死亡者,必诏册立其后嗣焉”,形成了少数民族政权首领例由唐廷册封的制度。唐太宗还实行了与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和亲的政策,以婚姻亲情的方式协调强化与周边各民族的关系。开明友善的民族关系政策和制度在唐代的长期实施,大大减少了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隔阂,增强了各民族间的广泛互补和血肉融合,实现了多民族共同发展进步的宏大局面。正是在唐代,中华民族新的代称——“唐人”形成,奠定了现代中华民族的基础。中外关系方面也迅速出现了繁盛景况。贞观后期,“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唐太宗李世民的文治武功,自古就为人所津律乐道,颂扬备至。学界对他的雄才伟略和他对中国历史所作出的重大贡献都给予积极的肯定。李世民是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反隋建唐的斗争中起着领导作用,唐太宗玄武门之变的胜利,在客观上对唐初社会历史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唐太宗不歧视少数民族,除对突厥的侵扰用兵外,主要是采用怀柔的政治手段处理民族问题,方法妥当,政策开明,有利于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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