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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他和孙中山在南洋因为筹款问题发生尖锐冲突，发布《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列举孙中山三种十四项罪状。随后与章太炎、李燮和等重建光复会，在南洋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在上海重设“锐峻学社”作为总机关。还异想天开地和妻子孙晓云密谋，在北京开妓院，“以美人计诱满清贵族，席间下毒，以为一网打尽之计”。
武昌起义后，他在南洋筹集巨款，接济军需，上海李燮和、镇江章梓的军费多是来源于他。东南光复和他多年的奔走，苦心经营是分不开的。为攻克金陵，举兵北伐，他在上海设立筹饷局，募集款饷，殚精竭虑，寝食不安，以致旧病加剧。陈其美想分享他的款饷，被他当面拒绝。他在医院仍念念不忘国事，曾对人说：“现时对异族革命虽渐成功，但政治革命当甚艰巨，北方未定，北伐尤急”，特别对袁世凯、北洋军阀有清醒的认识。
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后曾写信给他，“诘问从前宣布罪状之理由”，他收到这封信仅三天，即1912年1月14日凌晨，广慈医院的悲剧一幕就发生了，此时离中华民国成立不到半个月。这位十多年奔走革命，备尝艰苦，颠沛流离，对光复东南贡献巨大，却力辞浙督的革命元勋没有死在清王朝的手里，却在革命刚刚胜利的时刻被来自革命阵营内部的子弹击中了，如此民国，可想而知。章太炎说“成章死，光复会亦暗不章”。
熊成基，江苏扬州人，官宦子弟。在安徽新军任炮队营队官，他向往革命，参加了光复会，在新军里传播革命。徐锡麟起义时他没来得及响应，徐就义后，他悲愤至极，急欲复仇。1908年，慈禧和光绪去世，他乘机率军起事，进攻安庆，结果起义失败，士兵、学生被捕杀了三百多人，他只身脱险逃到日本，隐姓埋名，只有黄兴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1910年1月，他化名潜入东北，因被人告发在哈尔滨被捕。他在供词中说：“我平日革命宗旨以推翻政府，改革政治，倡人权，均贫富为主。”“我之宗旨事成则已，否则牺牲其身，。。。。。。况各国之历史，皆流血多次而后成功，我此次失败者，普通社会中人不知附和也。推其不知附和之原因，盖因自由之血尚未足耳，譬如草木不得雨露，必不能发达，我们之自由树，不得多血灌溉之，又焉能期其茂盛。我今早死一日，我们之自由树早得一日鲜血，早得血一日，则早茂盛一日，花方早放一日，故我现望速死也。”
2月27日，他在吉林被杀害时，“观者如睹”，他笑语：“诸君为国珍重，我死犹生”。 临刑前他还大声发言，宣布革命宗旨，“语极沉痛悲愤，听者无不动容”，留下了最后的遗言——“今生已矣。我死，愿中国之富强日进一日，庶几瞑已。”
刽子手要他下跪，他不屈，“刀起而头落”，时年24岁。
告密卖友的臧冠三也被清廷判刑十年。民国以后，这个告密者极力运动，不但得以出狱，在吉林还有了公职。这是民国史上可耻的一页。
熊成基的安庆起义是辛亥革命前夕无数次以卵击石、飞蛾投火式的壮举之一。如果没有这些以卵击石的壮举，没有舍生取义的志士，人类的历史将只是一部吃喝拉撒、毫无意义的流水帐，是他们刹那的光华永久地照亮了黑暗的史册。
尹氏姐妹完全是秋瑾直接培养出来的，尹维峻9岁就参加了光复会，恐怕是年龄最小的会员。秋瑾把她们姐妹从嵊县带到明道女学，也把她们带入了革命之路。
秋瑾在上海成立“锐峻学社”做为联络机关，尹维峻还为《中国女报》做发行工作。秋瑾牺牲后，她们也遭到通缉，被迫亡命上海，学会了造炸弹。1909年，两姐妹带人进京企图炸毙清廷要人，策动起义。因人地生疏，没有机会动手，那时侯她们都不过是十几岁的小女孩。
1910年，陶成章在上海设立第二个“锐峻学社”作为光复会后期的总机关。在辛亥革命前夕，两姐妹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策反和起义准备工作，李燮和组织光复军就得到了她们的支持，对上海独立作出了不可抹杀的贡献。
上海光复后，尹维峻组织一支援杭敢死队，十七岁的她左手拿手枪，右手拿炸弹，站在敢死队前头攻打浙江巡抚衙门，活捉了巡抚，对杭州独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她任队长的敢死队对攻克南京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雨花台就是她的敢死队占领的。
她们不愧是秋瑾的好学生，光复会的女中豪杰(尹维峻23岁就被北洋军阀派人杀害)。孙中山任命她们姐妹为临时大总统府顾问，恐怕是世界上最年轻的总统顾问吧。
光复会群雄和孙中山相比更多的是民族思想，即“光复汉族”，但他们“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的誓言是何等的豪迈！近百年过去了，我常常有今不如昔的感慨。时代毕竟不同了，那种虔诚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早已随着岁月而远去，我们剩下的只是卑微的对生存的欲望，对金钱、物质的欲望，此外已一无所有。
回首百年，在为光复会群雄感到内心震撼的同时，我也思索着为什么明末清初、清末民初在浙江的历史上先后出现了一批仁人志士，这是偶然的吗？答案只能在它深厚的人文传统中去寻找。远的如勾践雪耻自强，终于兴国的教训。特别是南宋定都杭州以来，浙江人才辈出，成为人文荟萃之邦，出现了无数光耀史册的人物，于谦、黄宗羲、朱舜水、张煌言都是浙江贡献给这个民族的优秀分子，他们都是致力学问，又以身许国，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章太炎、蔡元培的身上，从鲁迅、竺可桢的身上我们都能找到他们的影子。他们的学问人格永远具有道义感召力。正是这一代代相传、薪火不绝的人文传统给了这块土地以特殊的养分，使它在异族统治三百年后还能出现光复会群雄，他们大多数人本来都是一介书生，为了结束腐败、专制、黑暗的清王朝，毅然投身于要杀头灭族的革命事业，把自己的青春、自由甚至生命献了出来。
是什么精神力量支撑着他们，就是那些曾经支撑过黄宗羲、张煌言的力量，这个人文传统一脉相承，赋予了这片土地无可比拟的精神力量，也只有浙江才能产生鲁迅这样的人物，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现在还远远不够。透过岁月的尘沙，我仿佛依稀看见了那些被世俗的喧闹淹没的面容，听到了他们慷慨的声音，清末民初浙江光复会的群像渐渐在我的眼前清晰起来，他们在历史中向我们走近。